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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的妻子和母親。
六
關於母親的話題本該結束，可是由於“革命”或叫“運動”在中國延續了很久，所以連我這個三十多歲的年輕人都開始有權談一件自己親身經歷過的和母親有關的話題。
1978年，我從東北的海拉爾去遙遠的內蒙古西部的集寧市為我的父親開追悼會。
到了集寧市，很多母親過去的同事見到我，表情都有些怪異，一口一個小蘿蔔頭叫著，讓我多少有些驚慌。
後來聽母親講才知道，由於文化大革命中，父母都被打成“內人黨”，因此，我剛生下兩個月，便開始隨父母住進牛棚。每到晚上，我便啼哭不止，我在這邊一哭，父母的牛棚難友們就在另外的一些屋子裡哭，小蘿蔔頭的稱呼便由大人們脫口而出。
知道我有這樣經歷的人，都會同情地送給我一句：小時候夠苦的。
我似乎不以為然，年幼無知時，經歷的苦難再大都不該稱其為苦，因為自己渾然不覺，甚至在記憶中連一些痕跡都沒有。那時真正苦的應該是大人。
我一直在想，在那樣年代的每一個牛棚裡的晚上，當我不知趣的哭泣引起大人們落淚的時候，我母親心中該是怎樣的絕望呢？
而在中國，這樣的母親又有很多很多，事隔很久，她們還需要安慰嗎？如果需要，我們又該用什麼樣的方式安慰她們呢？
七
新世紀的到來，把這一切記憶都悄悄地合上了，站在地平線上的人們，當然更多的時間，是把視線投向前方。
這絕不是一個可以忘記過去的嶄新開始，甚至可以說，不好好回頭，是不能走好前路的。對於我這個三十多歲的新聞人來說，沒有資格談論很久以前的事，剛才說的一些更久遠的事，就當是童言無忌，因為在我的身上，真正可以動筆的記憶只能從1989年開始。
那一年，我從校園中走出，對於每一屆畢業生來講，這轉變都意味著一種挑戰和興奮，但那一年，我們很多人沒有。
這個國家正在經歷震盪，短時間，沒人看得清前方，於是，我們也只好在社會的大船上隨之起起伏伏。
不管當時怎樣年輕，可我的角色已經是新聞人；不管周圍怎樣樂觀或絕望，這都不是一個可以獨善其身的職業。於是，我不得不在這十年中，努力睜大眼睛，在痛苦與快樂交織的心情中，同這個國家一起朝前走。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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