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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庭上,原告與被告的爭辯是平等的,因為在爭辯雙方之上還有一個法官,這個法官是否公正,又受到陪審團的監督,雙方的理由都能盡情申述,以求正義的仲裁。
會議,不是法庭,甚於法庭,一方是認罪,一方是審判。你申辯嗎?認罪不誠,罪加三等!
陳毅不是蘇區中央局成員,他列席會議只能旁聽,這個特權除了他是會議場地的主人外,還由於周恩來的爭取。
室內煙霧繚繞,令人壓抑。面對視窗而坐的周恩來,不時向院外景物投去悽楚的目光。會場之內的氣氛與早晨山間散步的自然風景反差太大了。會議繼續前天的內容。
項英坐在周恩來對面。在周恩來宣佈開會後,他首先對前天的會議作了簡要的概括:“我認為會議的焦點只有一個,那就是在前線的委員們,首先是毛澤東和周恩來兩同志是否認真執行共產國際和中央(臨時中央的“臨時”是後來加的,當時誰敢如此說?)的指示問題。那麼,結論也是一個:沒有執行!”
“先慢一點結論好不好?”周恩來緩緩地說得很謹慎,“會議剛剛開始,結論已經有了,那還開什麼會?也聽聽前方同志的意見嘛。”
項英氣得兩眼發烏,激動得握筆的手簌簌發抖,正要發言,凱豐把剛吸著的煙,煩躁地在菸灰缸裡捻滅,霍地站了起來,搶到項英前邊:
“難道屢次抗拒中央的作戰指示,還不能說明問題嗎?每次戰鬥都叫苦連天,難道不是對勝利缺乏信心嗎?對爭取一省或數省勝利的目標採取懷疑的態度,難道還不是右傾情緒嗎?”凱豐說一個“難道”就用拳頭擂一下桌子,他尖利刺耳的聲音四處亂鑽,扎得人難受。
顧作霖沒有站起來,言詞卻更為激烈:“我認為不是叫苦,而是失敗主義,對國際路線和中央指示不是認真還是不認真的問題,而是抗拒的問題,反對的問題……這種嚴重性是絕不能忽視的!”
王稼祥痛苦地沉著臉,他深知這種步步升溫、層層加碼的做法,已是司空見慣,誰拎得高,誰就最正確、最積極、最忠誠、最堅決、最革命;誰降溫,誰就是跟錯誤站在一起。這時,如果有人給前方委員們戴頂反黨反國際的帽子,恐怕也無人公開站出來反對。但是,在這種時候,人人都被迫表態,既沒有發言的自由,也沒有不發言的自由。因為不表態擁護,就意味著反對。王稼祥只能避開實質性的問題:“慢慢說,慢慢說,激動反而不容易解決問題!”
洛甫於1943年12月16日在延安整風時的筆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