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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怎樣用這種辦法深深地影響了聽他講話的農民和士兵。
當然，毛也用一些他所熟悉的馬克思主義術語，但他的馬克思主義的知識是很膚淺的。這是我對他的印象，博古也同意這種看法，他還說了幾條理由：毛從來沒有在國外生活過，不懂外語；中國又非常缺少馬克思主義著作，有限的幾本至多也是第二手的，原著更是屈指可數。糟糕的是，毛用折衷主義的方法，曲解馬克思主義的概念，並加進其他的內容。例如他常常講無產階級，但是他所理解的無產階級，不僅僅是產業工人，而且包括所有最貧窮的階層——僱農、半佃戶、手工業者、小商販、苦力，甚至乞丐。他的階級劃分，不是從“社會生產的一定歷史地位”及其同生產資料一定的關係出發，而是從收入和生活水準出發。這種對馬克思主義階級概念的庸俗歪曲，在實踐中影響很深，例如上面引用的第二次蘇維埃代表大會的統計數字，就是這種影響的表現。這種歪曲使毛可以按照主觀判斷來確定不同階層的階級性質，並在實際上否定了工人階級的領導作用。無產階級政權和無產階級專政，他交替使用的這兩個概念，被他歸結為共產黨的統治，而共產黨的統治在他看來又體現為紅軍的力量，因為他認為，階級鬥爭主要是以內戰的形式進行的。
李德所說的毛澤東的短，恰恰也帶來了毛澤東的長。他由此而沒有成為脫離中國實際的教條主義者，而形成了把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毛澤東所獨有的思想，而這卻成了中國革命走向勝利的法寶。這對博古和李德來說是很難理解的。在他們看來條文比實踐更重要，或許由於來得比較容易。
關於這個問題，我同博古和其他馬克思主義者交談了多次，我知道，他們對這一切是有認識的，但是他們卻沒有與之鬥爭。他們不想由於這些“理論”問題同毛澤東破裂，這當然也是符合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路線的。他們知道，毛在中央蘇區有著廣泛的群眾基礎，我們有時開玩笑說，他的影響是利用了“民眾的激情”，其實倒不如說是基於長期共同進行武裝鬥爭的傳統。由於這種傳統，毛同農民的關係非常密切，但對於沒有參加武裝鬥爭的“城裡人”，則以白眼相待。因為他同工業城市的工人階級幾乎沒有什麼接觸，所以在他的眼裡，蘇區以外共產黨人英勇的地下鬥爭是無足輕重的。他認為，只有農民軍隊的武裝鬥爭才有意義。他狂妄地以為，只有他才能擔負起把他所理解的革命引向勝利的使命，所以在他看來，只要有利於他達到個人獨裁的目的，任何手段都可以採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