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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這次反圍剿的失敗，我們應該有一個全面的認識。”王稼祥不無痛心地說，“不然，紅軍的命運難測……損失太慘重了……”
毛澤東很久沒有講話，一支接一支地吸菸。這個問題，他已經思索很久了。他很清楚這是國際路線所帶來的影響所致，也是臨時中央以及後方的那些政治局委員們竭力推行國際路線的結果。解決政治路線才是根本。
可是，目前解決政治路線幾乎是不可能的！就連開始向正確方向轉變的王稼祥和張聞天這些中央政治局委員們也都網在錯誤路線裡面。一個已經沒有任何實權的毛澤東，公然挑起反國際路線、反臨時中央的鬥爭，必然使自己孤立起來，甚至有人會懷疑他的動機——是借暫時的軍事失利而對寧都會議的反撲。
當時的局面不像後人所說，好像那時王明的左傾路線只是博古、李德等個別人的獨斷專行，他們是孤立的，處處受到抵制的，好像那時的左傾路線很容易成為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歷史不是這樣，坐在擔架上一支接一支吸菸的毛澤東也不這樣看。
1945年4月20日，中國共產黨七大透過的若干歷史問題決議的結論性的一段話，反映了當時的實情：
犯教條主義錯誤的同志們，披著馬列主義理論的外衣，仗著六屆四中全會所造成的政治聲勢和組織聲勢，使第三次左傾路線在黨內統治四年之久，使它在思想上、政治上、軍事上、組織上表現得最為充分和完整，在全黨影響最深，因而危害也最大。
思想、政治、軍事、組織、充分、完整、最深、最大，這些詞句的含義是多麼嚴峻。毛澤東必須謹言慎行。他深深感到瀟瀟夜雨的寒冷。
在這樣危機四伏的遠征途中，挑起這樣的紛爭是不明智的，它將使紅軍的處境更為危險。他必須講求策略。
“政治路線無疑是正確的，”毛澤東望著隱在暗影中的王稼祥，說得很緩慢很自然，“在第五次反圍剿中，我們在黨中央的領導下，在動員廣大工農群眾參加革命戰爭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績：擴大紅軍運動成為群眾的熱潮，使紅軍數量達到十萬以上；在‘一切為了前線上的勝利’的號召下，我們保證了紅軍在財政、物資、精神上的需要；我們的經濟建設以及與群眾關係的改善，激發了廣大群眾參加革命戰爭的熱情和積極性，這一切都造成了徹底粉碎敵人第五次圍剿的有利條件。”
毛澤東面對二十八個布林什維克之一的王稼祥，不能不充分地肯定當時的中央。而他所列舉的成就，卻大都因蘇維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