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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矛盾是無法解決的：他只有透過做夢，拋棄世俗日常，才能看見我，我在這遭遇中卻永遠別想用世俗來證實自己。我這個影子痛苦地扭動，將他的未來預告給他，但他對自己的未來也不感興趣，那是他做夢時必然會知道的事，只除了一件事。此刻他所有的感覺都集中在奇蹟本身上頭，他嗅出了凶兆，一副可憐相（也許周圍的曖昧氛圍令他不安，也許他模糊預感到了自己未來的終點）。接著我向他提到大文豪陀思妥耶夫斯基，他激動地讚美了幾句之後，卻又變得淡然了，大概因為他在夢中，情感的記憶就消失了，他要達到從未有過的（而不是已有的）體驗。在那種體驗中，他推崇一種抽象的情感，他要讚美所有的人，不論善惡，他急於將自己的情感昇華。我的體驗同他相反，我關心的是具體的人，如果我把我的情感寄託在某個具體的人（例如面前這個兒子一般的親人）身上，讚美就不會被抽空，並且不顯得虛假。看來我和他是無法相通了。然而反過來想，我同他在此時此地的遭遇不正是一種溝通嗎？我們的談話直接在藝術本質的層面上進行，雙方的各執己見正好是本質的矛盾所致。我們在不可重複的奇蹟中領略著歷史，內心越來越單純。我把“未來”灌輸給他，讓他擺脫塵世，感受一回幻境的純淨；他把“現在”的質感帶給我，讓我在虛幻中“存在”一回。漸漸地，我和他都明白了，這正是藝術創造的奇蹟，不能理解的奇蹟。奇蹟沒有記憶，每一次的產生都得從頭開始。夢終究要做完，他會回到世俗中去，我會重新沉入地底。我還要做努力，我向他朗誦了雨果的永恆的詩句，他感動了，溝通似乎達到，我們在永恆的瞬間裡完成了雙重的排斥——他的世俗記憶和我的虛無感。可惜這樣的瞬間馬上就消失了，接下去討論惠特曼的詩歌時，我們之間又出現不可調和的分歧。他作為一個做夢者，強調惠特曼的體驗的真實性，我作為一個清醒者，強調詩歌激情中的虛幻性。也就是對夢中人來說，詩是真實的，對醒著的人來說，詩是虛幻的。我和他都感到了我們之間隔著的半個世紀的時間。我仍然焦慮和恐懼，但一切都清楚了：這種相遇是命中註定的，他的闖入就是我的浮出，我們兩個才能合成那完整的一個，他透過夢見我而實現他的本質的存在，我透過看見他而成為具體的人，否則他只是沒有靈魂的軀殼，我只是沒有實體的影。理性上認識到這一切並不等於證實的慾望就消失了，我仍然要證實，這慾望比以前更強了。如同柯爾律治從夢中得到鮮花一樣，我也想從我的半夢半醒的奇蹟裡得到些什麼，留下來。我想同他交換貨幣，我給了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