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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即算從社會學和歷史哲學的眼光來看，異化是如此糟糕的一種人類疾病，但從文學和精神生活的角度看，它卻是人類必不可少的一種自我意識和自我反省的功課。不進入異化和經歷異化，人的精神便沒有深度，便無法體驗到人的本真的存在狀態；這種存在狀態不是某個時代或某個社會（如現代西方社會）帶給人的一時的處境，而是人類的一般處境，即：人與人不相通，但人骨子裡渴望人的關懷和愛心；人與自己相離異，但人仍在努力地、白費力氣卻令人感動地要維護自己人格的完整，要好歹拾掇起靈魂的碎片，哪怕他是一隻甲蟲。然而，《變形記》中的“控訴”的色彩還是太濃厚了，儘管作者的本意也許並不是控訴。他對人類的弱點了解得太清楚了，他只是懷著寬厚的溫情和善意在撫摸這些累累傷痕的心靈，但人們卻認為他與十九世紀批判現實主義的差別只在於手法上的怪誕不經。因而這一“批判現實”的調子一開始就為解讀卡夫卡的藝術方向定了位，人們關心的就只是他如何……批判、如何控訴。
這種偏見也影響到對卡夫卡其他一些作品的闡釋，最明顯的是對《審判》的解讀。流行的解釋是：這是一場貌似莊嚴，實則荒唐無聊、蠻不講理、無處申冤的“審判”，實際上是一次莫名其妙的謀殺；主人公約瑟夫·K儘管作了英勇的自我辯護和反抗，最後還是不明不白地成了黑暗制度的犧牲品。在中文版的《卡夫卡全集》（葉廷芳主編，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中，《審判》被譯為《訴訟》，似乎也是這種社會學解釋的體現。然而，殘雪的藝術體驗卻使我們達到了另一種新的維度和層次，即把整個審判看作主人公自己對自己的審判（《訴訟》的譯法杜絕了這種理解的道路）。她在《艱難的啟蒙》一文中開宗明義就說：
“K被捕的那天早上就是他內心自審歷程的開始”，“史無前例的自審以這種古怪的形式展開，世界變得陌生，一種新的理念逐步地主宰了他的行為，迫使他放棄現有的一切，脫胎換骨”。
K從最初的自認為無罪，自我感覺良好，到逐漸陷入絕望，警覺到自己身上深重的罪孽（不一定是宗教的“原罪”，而是一種生活態度，即把自己當罪人來拷問），最後心甘情願地走向死亡並讓自己的恥辱“長留人間”，以警醒世人（人生擺脫不了羞恥，應當知恥）：這決不是什麼對法西斯或任何外在迫害的控訴，而是描述了一個靈魂的掙扎、奮鬥和徹悟。在這一過程中，充滿了骯髒和汙穢，靈魂的內部法庭遍地狼藉，惡毒和幸災樂禍的笑聲令人恐懼，形同兒戲的草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