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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埃革命戰略的籌劃者，也是中國大動盪的目擊者。1927年2月至6月訪問上海、廣州、武漢，1930年末第二次來華，參加中共1931年1月在上海召開的六屆四中全會，深諳中共內部的派別鬥爭。至於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書記處1920年向中國派遣的維經斯基工作小組，雖然也曾於1924年4月再次來到中國，卻對激烈動盪的中國幾乎沒留下什麼印象。維經斯基甚至不知道還有個年輕的東方學者、不屈不撓的國際革命家柳德維格·馬季亞爾。在李德看來，米夫是真正的通曉中國情勢、指導中國革命的專家，維經斯基無法與米夫相比……
後來，他在上海禮查飯店和美國人的公寓裡，秘密縱覽中國政治風雲和軍事局勢時，他更下定決心大顯身手了！他在為巴伐利亞共和國而奮鬥的街壘戰中沒有施展的宏圖大略，很可能要在中國這塊古老神秘的土地上得以實現。也許他可以用超人的才智與膽魄，來喚醒拿破崙害怕的東方睡獅。中國的土地太大了，人口太多了，在如此幅員遼闊的畫布上，大筆揮灑，將畫出多麼燦爛的革命巨圖呀！
但是，在上海時，地圖上展示的圖景很不具體。他把一些靠間接得到的材料畫成數字和草圖，拍在微型膠捲上，送往莫斯科。共產國際靠這種形勢報告所作出的戰略方針和各種指示，是否正確和具有實踐意義就只有老天知曉了。
直到經過千難萬險成了“獨立房子”的主人，李德才對中央蘇區的武裝力量有了最初的印象和真實感。
或許，對於這樣一個獻身國際主義革命事業的人，不管他成功還是失敗，也不管他性格上、生活上有多少弱點，我們都不應該嘲諷和蔑視。如果他是勝利者，那“獨立房子”就是應有的禮遇，如果他失敗了，“獨立房子”就變成了搞特殊的典型。
以成敗對錯取人，是一種淺薄。
在這種時候，李德並不認為自己已經失敗。可是，他註定不是一個真正的領袖人物，他不具備在政治生活舞臺上那種精湛的演技——掩飾內心真正的感情。很難從政治家溫存的微笑裡看出內心的殺機；也不會從政治家的談笑風生中看出他內心在哭泣；很難從政治家充滿自信的言談裡看出他內心的失望；也不能從他的泰然自若中看出內心的怯懼和空虛。
李德，無法掩飾湘江之戰給他造成的心靈創傷，無法掩飾對紅軍前程和對自己未來的憂慮。喜怒哀樂皆形於色的人，幹不成大事！
博古也跟他相似，很容易衝動。衝動，容易暴露自己的真情。他的憂慮似乎比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