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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評一定要公正，不然，接受起來也不會口服心服。”
“我們的確帶的輜重太多，揹著包袱打仗是不行的。”周恩來帶血絲的眼裡有種壓抑的激動，“這是我們對西進形勢估計不足的地方，我們整個計劃是有很多弱點和疏漏的……”
“若說輜重，我們未出江西就丟得差不多了。”李德聲調中流露出不耐煩和抗辯的色彩，“壓根兒就不該帶著龐大的政府機關！現在是誰拖住我們的腿？是物資還是至今仍然沒有渡江的那兩個中央縱隊？哪有帶著六十歲的老頭子、抬著傷員病號、拖著懷孕的婦女打仗的？我們只能為他們保駕，坐轎子的反而埋怨抬轎子的避戰。”
“我認為現在爭論這些是沒有意義的，”周恩來不願陷進個人是非的糾纏中，他用規勸的聲調說，“問題是如何挽救目前的危局！”
會議出現了折磨人的沉默，或者叫僵局。這是“最高三人團”成立以來，出現的第一次難堪的場面。
1934年夏天，為準備紅軍主力撤離蘇區，實行戰略轉移，中央書記處決定由博古、李德、周恩來組成“三人團”，政治上博古做主，軍事上李德做主，周恩來負責監督軍事計劃的實行。
這一臨時性的組織，實際上是統一指揮蘇區黨、政、軍、民一切事務的最高權力機構。在“三人團”開會時，他們不用翻譯。博古精通俄語；李德會講德、英、俄三種語言；周恩來英語最為流利，法語、日語次之。他們用俄、德、英、漢四種語言，可自由地進行交談。
“最高三人團”的所有功過是非和歷史責任，的確是很難分清的。
有時，一個領導者，由於上下左右的制約，幹了本來不願意乾的事情，結果反而取得了輝煌的成就，桂冠便落在他的頭上，貪天之功，成了時代的寵兒；有的則相反，被迫幹了自己極不願意幹的事情，結果失敗了，便成了可憐的替罪羊。不管成功失敗，任何人都在歷史的合力推動下進退沉浮。
當然，主要責任還要由黨中央的負責人博古來承擔。這隻能就他所處的地位而言，正像一流選手因故不能出場，冠軍被二流選手獲得一樣，這個剛從莫斯科中山大學回國不久的青年人（在1931年擔任中央負責人時才二十四歲），也是被不正常的歷史巨手在倉促而又偶然的情況下，推上中國共產黨的權力峰巔的。那時顧順章叛變，總書記向忠發被捕，王明自感危險離開上海去了莫斯科，只好由他來暫時填補權力真空。他熱情奔放、聰明能幹，卻不成熟，在中央蘇區獨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