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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策，推行的又是上面的錯誤路線，犯錯誤就帶有了必然性。
李德，富有國際主義的獻身精神，有軍事才華，是名副其實的街壘戰專家。他到中央蘇區執行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本身就是悲劇性的。不要說他，就是拿破崙也不行。正像毛澤東不能使秋收起義的成功，周恩來不能使八一起義勝利，葉挺更不能挽回廣州起義的敗局一樣，在歷史合力之中，誰也無力迴天！
李德，是在第三國際“城市中心論”的高熱中被派到中國來的，協助城市工人大起義，進而奪取重大城市。可惜，上海不是巴伐利亞的慕尼黑，南京總統府也不是彼得堡的冬宮，工人手中的木棒也不是阿芙樂爾號上的大炮。在第三國際望遠鏡裡看到的，工人起義大軍的紅旗在上海海關大樓上迎風飄展，不過是海市蜃樓。
城市工人大起義無望之後，在蔣介石虎視眈眈集中百萬大軍向各蘇區猖狂進攻時，李德被派到了中央蘇區，執行共產國際賦予的“奪取一省或數省勝利”的任務。正如一局中國象棋賽，卻派了個國際象棋選手來，他還沒有來得及弄清車馬炮的關係，就倉促上陣了。“顧問”，顧名思義，不過是“看看問問”，是請來出主意、想辦法、供主人參考的客人，沒想到，在敵人重兵圍困、狂烈進攻之下，惶惶無主的博古，卻把他推到前臺。
日耳曼民族的雄心傲氣和革命者強烈的使命感，鼓勵李德在中國的廣闊土地上，建立奇功險勳！他不知道，身處危巖絕巔，在風吼雨嘯中，是很容易失足落崖的。
周恩來，從八一南昌起義，就負責軍事領導。他熟悉外國，熟悉中國城市。他比博古、李德到蘇區的時間都早，並且勝利地領導了第四次反圍剿，肩頭的承受力比李德、博古要大得多。
周恩來的崇高之處，是沒有權力慾，不貪功不諉過。他總是把成就推給別人，而替別人承擔責任！這種品格，使他內心的壓力就特別沉重！
事物往往是二律背反：如果解脫了他對錯誤應負的責任，也就加重了他不負責的責任，開脫，反而成了傷害。犯錯誤是由於歷史侷限的認識問題；而明知不對還去執行，卻成了黨性原則和思想意識問題了。是直言抗辯黨性強還是違心屈從黨性強？犯錯誤不是恥辱，是探求者勇敢精神的體現，是為成功付出的代價。後行的成功者不要恥笑先行者跌了跟頭，先行者才是真正的開路先鋒！
從什麼時候，我們民族的胸懷變得狹隘了，淺薄了？原諒因探求而出錯的人們吧！剖析犯錯的原因以作前車之鑑，不比把人搞倒搞臭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