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恨同我的愛一樣分量不夠。此刻，我停住筆，抬起頭，在寫字檯近旁的一面鏡子裡看到了自己。我自忖道，難道恨看起來就是這個樣子嗎？之所以這麼問，是因為我想起了孩提時代我們大家在商店櫥窗的反照中看到的那張面孔，當我們眼巴巴地望著櫥窗裡那些五彩繽紛卻無法得到的東西時，櫥窗映照出的那張面孔上的五官正隨著我們的呼吸變得模糊起來。
這場爭吵爆發的時間一定是在一九四〇年五月裡的某一天。戰爭從許多方面幫助了我們，正因為如此，我差不多要把它看作是自己這段風流韻事中一個不太光彩卻非常可靠的同謀了（我會故意把“風流韻事”這個暗示著開端與結束的灼人字眼掛在嘴邊）。我想當時德國已經佔領了低地國家——春天像屍體一般散發著死亡那甜得發膩的氣味，但是除了兩件實際的事情以外，並沒有什麼東西對我來說是重要的。這兩件事情，一件是亨利調到了家庭安全保障部，下班很晚；另一件是因為害怕空襲，我的女房東搬進了地下室，而不再老躲在樓上，隔著樓梯扶手監視不受歡迎的客人了。我個人的生活則因為腿瘸（我的一條腿比另外一條腿短，那是兒時的一場事故造成的）的緣故而沒有發生任何變化。只是在空襲開始以後，我才覺得有必要去當一下空襲警報員。事情暫時像是我簽字畫押，選擇了置身戰事以外一樣。
那天晚上走到皮卡迪利廣場時，我心裡仍然充滿了憤恨和不信任。我最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傷害薩拉。我想帶個女人回家，同她一塊兒躺在我同薩拉做愛的那張床上——事情似乎是這樣：我知道要想傷害她，唯一的方式就是傷害我自己。這個時間裡，街道上黑暗而寧靜，沒有月亮的夜空中，一道道探照燈的光柱正在掃來掃去。在有女人站著的門道口以及沒有使用過的防空洞入口處，你看不清那些女人的面孔。她們得用手電筒發訊號，就像螢火蟲似的。薩克維爾街上，從這頭到那頭，都是些明明滅滅的小小燈光。我發覺自己在想：薩拉這會兒正在做什麼？她是已經回家了呢，還是依舊在等著，以防我萬一會回去？
一個女人打亮了手電筒問道：“想和我一塊兒回家嗎，親愛的？”我搖搖頭，繼續往前走。街前面有個姑娘正和一個男人說話：她打亮手電筒照著自己的臉蛋讓他看時，我瞥見了一張年輕、黝黑、快樂，還沒有被糟蹋掉的面孔，一頭還未意識到自己已被關進樊籠的野獸。我從他們身邊走過去，然後又折回來走向他們。待我走近時，那個男人離開了她。“想喝點什麼嗎？”我說。
“過後同我回家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