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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他不躲避時代的問題，對國家和世界大事瞭如指掌。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時，整個德國處於狂熱之中，知識分子們也都鼓起響亮的掌聲，而他寫了一系列的文章反對戰爭。他的評論文章《朋友，換個調子唱吧！》呼籲各民族不要對立，雖然是戰爭，但可以不敵視對方的文化。人類的精神文明是為全人類服務的，音樂、文學、藝術，一夜之間就被迫不能互相交流，那麼，戰爭過後又該怎麼辦呢？誰來促使民族之間再次相互理解呢？用筆工作的人不應該也跟著搖旗吶喊，應該對人類充滿信心，應該維護和平、架起橋樑、尋找道路。他還認為德國對於發動戰爭應該負起自己的那部分責任。到1916年，他終於和德國當局的立場完全決裂，他成了賣國賊，老朋友也視他為毒蛇猛獸。他的文章引起羅曼·羅蘭的同感，羅曼·羅蘭特地去拜訪他，他們從此成為至交。他們兩人看法一致，反對毫無意義的流血和戰爭，反對任何一種狂熱的民族主義。
戰後，帝國被推翻了，魏瑪共和國卻無所作為，希特勒和納粹終於掌權，將德國一步步推向新的世界大戰。預見到德國終將再次發動戰爭，再傑出的個人也影響不了這種趨勢，他終於在1923年下定決心放棄德國國籍，入了瑞士籍。從德國到瑞士，國籍改變了，不過德語仍然是通用語言，環境也是他熟悉的，黑塞的流亡不是遠離故國的流亡，更多的是內心的、精神上的流亡。流亡期間他寫了一些政論文章，這些文章出自個體良知，也訴諸個體良知。文章所想達到的不是帶引人們去碰政治問題，而是進入自己的內心，進入完全是個體性的良知。他說：“馬克思和我之差異除了他涉及的維度大大超過我之外，就在於他想改變世界，我則想改變個人，他直面群眾，我直面個人。”他深信，人的最內在有某些區域，是一切源於政治和帶著政治印記的因素達不到的地方，他想做的，就是引導讀者進入自己的內心，聽從自己的良知，保持獨立人格，不要人云亦云，不要盲從。
從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黑塞就沒有停止過批評德國，因而也備受同胞的毀謗和譏諷，然而，是他，而不是那些高喊德國萬歲的文人，為德國語言和德國文化作出了貢獻。在1946年的諾貝爾文學獎答謝詞中他認為，把文學獎頒發給他，意味著國際上承認德語和德國在文化上的貢獻。而早在上世紀30年代，托馬斯·曼就說過，黑塞代表了一個古老的、真正的、純粹的、精神上的德國。黑塞也把他的獲獎看為各民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