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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沒有決策權 ；臺官（監察）也只有彈劾權，沒有處分權，典型的君子動口不動手。何況臺垣的規模也有限。御史臺固然無法與尚書檯相比，諫垣更是連一個像樣的辦公地點都沒有。
然而高明之處也正在這裡，因為言諫與監察的作用就像秤砣。秤砣叫權，秤桿叫衡。秤桿必須長，秤砣則要小。唯其如此，才能夠權衡，也才能夠制衡。
這就叫“以小制大”。
三省同樣如此。三省中，唯獨尚書省有都省。它是總辦公廳，也是首腦機關。中書門下卻既無都省，官階也低，其正副長官跟六部尚書和侍郎是平級的。也就是說，中書門下其實是部，尚書才是省。然而中書門下卻是宰相機關，尚書省則不過是執行部門，豈非也是“以小制大”？[15]
但，這還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有三點。第一，三省都是由宮廷變成朝廷，所以叫省。三省官員也都由皇帝的秘書演變而來：尚書是政治秘書，中書是機要秘書，門下是生活秘書。然而三省從宮廷獨立出來以後，卻成為真正的政府部門，甚至部分地成為制衡皇權的力量，這是了不起的進步。
第二，漢代的三公九卿雖然也有機構（公府和卿寺），卻是因人設廟，即先有宰相或三公，後有相府和公府。如果宰相沒有獲得開府的授權，他就沒有府。太尉一職被漢武帝取消後，太尉府也就不復存在。所以，漢代的制度只能叫三公九卿，沒有“三府九寺”的說法。
隋唐卻是先有三省六部，然後再任命長官和次官，機構在前首長在後。這就是隋唐與兩漢的根本區別：三公九卿是個人，三省六部是機構；漢代還是人治，隋唐才是官治，儘管官僚政治要到宋代才真正成熟。
第三，作為草創階段，隋唐儘可能地實現了官僚政治與皇權政治的平衡。一方面，由於相權分散到三省，更兼中書門下相互制約，皇權便得到了加強；另一方面，因為宰相由個人變成了群體，反倒更有力量制衡皇權。唯其如此，君臣共治的理想才得以提出和實踐，並延續到兩宋。
這是既不同於兩漢，也不同於魏晉南北朝的新政治。新政治當然要有新官僚，新的官員選拔制度也必將誕生。
我們知道，它就是科舉。
[11]見《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二。
[12]姚崇改革事見《唐會要》卷五十五。這個制度，《南部新書》乙篇稱“凡中書有軍國重事，則中書舍人各執所見，雜署其名，謂之五花判事”。《唐六典》卷九則稱“凡有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