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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榨坪挤满了机关人员和直属部队，处处是匆匆忙忙的奔跑、喊叫、争吵。许多担架、骡马拥塞在狭窄的街道里，像一个别开生面的闹市。
博古急匆匆地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由于各自忙着自己的事，几乎没有人注意到他，特别是败仗之后。他也不希望引起别人注意。但他不知道洛甫住在什么地方，只好派警卫人员去打听，他站在一个小店铺的廊檐下等候。
天气很好，1934年12月2日下午4时的和煦阳光，怀着善意和柔情抚慰着劫难后的人群。远处的越城岭，锯齿形的峰峦像一排列队的巨人，威严沉郁地颔首静立在那里，恭候他们光临。
博古在焦躁不宁地等待，警卫员却迟迟不来。前面两匹重载的驮骡相撞，物资散落在街口，巷道发生了阻塞。一排抬伤员的担架停在他的前边。
靠他最近的一个伤员，伤在腹部，绷带洇出已经干结的铁锈色的血，脸上像蒙上一层死灰。他望了博古一眼，那是濒临死亡深渊的眼神，无言地瞩望着他要去的那个陌生世界。接着就出现了惊心动魄的一幕。一个头上缠着绷带，脸肿得像透明的瓦罐似的伤员认出了中共中央的负责人，猛然从担架上坐起：“博古同志，绝不能把我留下！”
这声音是可怕的，像一头豹子受了致命创伤之后的哀嚎，显然头部受伤使他神经受了刺激。充血的眼睛，从肿成一条缝的眼皮下透出一种疯狂。
博古一时认不出这就是时常给他送电文的机要秘书。但他知道，安插伤员是最棘手的任务。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安插几乎等于丢弃。许多伤员宁愿自杀，也不愿落进敌人手里。
“我叫他们把我打死，”他一甩手臂，僵直地指着陪送的卫生人员，“可这些狗崽子们反而把我的手枪没收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凄厉之声，极富悲剧气味。
博古只好跨前几步，蹲在担架前，安抚他：“我叫他们一定把你安插在可靠的基本群众家里，多给你留下一些经费，等伤好了，可以再找部队嘛。”
连博古也知道，这种哄孩子式的宽慰，显然不解决问题。
“你命令他们打死我，用我的手枪。”他用不可违抗的声调，给博古下了命令。
“同志，你不要冲动，这样不好……”
“那好，我自己来，”不知何处来了一股蛮力，他几把就把绷带扯了下来，血流如注，他受了电击似地仰倒下去，很难说是昏迷还是死了过去。博古手扶担架，石化了似地蹲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