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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在它外面進行的營業的運動後面，而不是推動這種運動本身；換句話說就是，銀行對那些得到它貸放的資本的勞動者來說，起著資本家的作用”。
在認為銀行本身應該負起領導責任，並
“透過它所指揮的機構和它所開創的工作的數量和效用”第101頁
來顯示自己的特點這樣一種思想裡面，已經隱藏著動產信用公司的主張。同樣，康斯坦丁·貝魁爾也要求銀行聖西門主義者所說的總的銀行制度“控制生產”。總的說來，貝魁爾本質上是一個聖西門主義者，雖然更激進得多。他要求
“信用機關……控制一國生產的全部運動。”——“你們去辦一個國家信用機關試試，讓它貸款給那種沒有財產但有才幹和德行的人，但不是強制地把這些借款人在生產和消費中密切聯絡在一起，而是與此相反，使他們能夠自己決定自己的交換和生產。你們用這種辦法能夠做到的事情，就只是現在私人銀行已經做到的事情，即無政府狀態，生產和消費之間的不平衡，一些人突然破產，另一些人突然發財；因此，你們設立的機關，只能是為一些人帶來若干幸福，而使另一些人遭受同樣多的苦難……你們只不過是使那些受你們的貸款支援的僱傭工人，有可能象他們的資本家僱主現在所做的一樣互相進行競爭而已。”康·貝魁爾《社會經濟和政治經濟的新理論》1842年巴黎版第433、434頁
我們已經知道，商人資本和生息資本是最古老的資本形式。但是，生息資本自然而然在人們的觀念中表現為真正的資本的形式。在商人資本中存在著起中介作用的活動，而不管把它說成是欺騙，是勞動，還是別的什麼東西。相反，在生息資本中，資本自行再生產的特性，即自行增殖的價值，剩餘價值的生產，卻純粹表現為一種神秘的性質。由於這一點，甚至一部分政治經濟學家，特別是在產業資本還沒有充分發展的國家，例如在法國，也堅持認為生息資本是資本的基本形式，並且把例如地租看作只是它的另一種形式，因為借貸形式在這裡也佔支配地位。這樣一來，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部結構的認識就完全錯了，並且完全忽視了這一事實：土地和資本一樣只是借貸給資本家。當然，借貸也可以不用貨幣而用實物形式的生產資料，如機器、廠房等等，但這時，它們代表的是一定的貨幣額，至於除了支付利息外還要支付補償損耗的部分，那末，這是由於這些資本要素的使用價值即它們的獨特的實物形式而引起的。這裡決定性的事情仍然是：它們是貸給直接生產者，還是貸給產業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