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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剩餘勞動總量中取得一份股息。資本的這種社會性質，只是在信用制度和銀行制度有了充分發展時才表現出來並完全實現。另一方面，不僅如此。信用制度和銀行制度把社會上一切可用的、甚至可能的、尚未積極發揮作用的資本交給產業資本家和商業資本家支配，以致這個資本的貸放者和使用者，都不是這個資本的所有者或生產者。因此，信用制度和銀行制度揚棄了資本的私人性質，它本身，但也僅僅是就它本身來說，已經包含著資本本身的揚棄。銀行制度從私人資本家和高利貸者手中剝奪了資本分配這樣一種特殊營業，這樣一種社會職能。但是，由於這一點，銀行和信用同時又成了使資本主義生產超出它本身界限的最有力的手段，也是引起危機和欺詐行為的一種最有效的工具。
其次，銀行制度用各種形式的流通訊用代替貨幣，這表明貨幣事實上只是勞動及其產品的社會性的一種特殊表現，但是，這種社會性，和私人生產的基礎相對立，歸根到底總要表現為一個物，表現為和其他商品並列的一種特殊商品。
最後，毫無疑問，在由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向聯合起來勞動的生產方式過渡時，信用制度會作為有力的槓桿發生作用；但是，它僅僅是和生產方式本身的其他重大的有機變革相聯絡的一個要素。與此相反，關於信用制度和銀行制度的奇蹟般的力量的種種幻想所以會被賦予社會主義的意義，是由於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作為它的一個形式的信用制度完全沒有認識。只要生產資料不再轉化為資本這裡也包括土地私有制的廢除，信用本身就不會再有什麼意義，而這一點，甚至聖西門主義者也是懂得的。另一方面，只要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繼續存在，生息資本就作為它的一個形式繼續存在，並且事實上形成它的信用制度的基礎。只有蒲魯東這個既要儲存商品生產又要廢除貨幣的風靡一時的作家，才會夢想出無息信貸這種怪物，妄想實現小資產階級的這種虔誠願望。
《聖西門宗教。經濟學和政治學》一書第45頁上說：
“在一些人有產業工具，但沒有能力或不想使用這種工具，而另一些人很勤勉，但沒有勞動工具的社會內，信用的目的是用盡可能簡便的方法把這種工具從佔有工具的前一些人手裡轉到知道怎樣使用工具的後一些人手裡。應當指出，按照這個定義，信用是
<b>財產</b>構成方法的結果。”
因此，信用會和財產的這個構成方法一起消亡。下面在第98頁上說：現在的銀行
“認為它自己的任務，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