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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而已。我們說此種態度是“副刊”腐敗的一種後果。
說得好——那個時期的反知性而重獸性，如今看來，可謂如在目前。我稱那為反知性，無意否定它在心智與方法學方面所做的重大貢獻。只是，我們在卡斯達裡接受教育的人，多以真理的追求衡量知識的要義，而當時所顯示的那種知識與真理的追求似乎並無共通的地方。不幸的是，那個時代沒有堅定的道德秩序用以對付由於人口迅速膨脹所導致的鉅變和混亂。那時所剩的一點道德秩序都被當時的標語口號壓倒了。而那些鬥爭亦在它們本身之間形成了怪異而又可怖的衝突。跟四個世紀之前由路德導致的那個教會分裂時期一樣，整個世界都陷入了一片混亂之中。到處都有戰線形成；到處都是壁壘分明，互不相容：老年與青年互鬥，祖國與人道相爭，赤色與白色廝殺。對於那種赤、白標記的機勢和力量，對於那些戰鬥呼號的真意，如今的我們已不再能夠重建了，更別說是理解和共鳴了。我們發現，就跟路德時代所見的一樣，整個歐洲，可說是大半個世界，都可見到教徒與異端之間，青年與老年之間，過去的擁護者與未來的支持者之間，都在不顧一切地彼此火拼。他們的戰線往往突破邊界、國家，以及家族的範圍。我們不妨相信的是，對於絕大多數的戰士本身而言，至少是對他們的領袖而言，所有這一切莫不皆有高度的意義，正如我們無法否定的是，為這些衝突發言的許多人士，莫不皆有一些堅實的信念，莫不皆有一些理想觀念——正如當時的人們所說的一樣。到處都是戰鬥、殺戮、破壞，雙方都說他們是替天行道，都說是為了上帝而打擊魔鬼。
那種高度熱情，激烈憎恨，而且完全無法形容的野蠻時代，已被我們忘得一乾二淨了。這真是難以理解的事，因為它與我們一切制度的起源曾有非常密切的關係，曾是這些制度成立的基礎和原因。一位諷刺家也許可將這種記憶的喪失比作那些暴發戶冒險家的健忘：一旦爭得貴族的標記之後，便把他們原有的出生和家系置諸腦後了。
且讓我們繼續將那些戰爭樣的時期稍稍敘述一下。我曾讀過它們的許多文獻，但我的興趣不在那些被征服的國家和被摧毀的都市，而是在於當時知識分子的態度。他們面臨的是一種艱苦的時代，多半難以苟延殘喘。學者和教士間皆有因此而以身相殉的人，而此種殉身的範例，即使在那個已經習慣於殘暴的時期，亦非完全沒有一些影響。尤其於此的是，大部分的知識分子，都向那個暴力時代的壓力低頭了。有些人豎起白旗之後，便以他們的才能、知識，以及技術聽候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