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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配的借貸資本，因而使緊迫情況大大尖銳起來。只要三家大銀行聯合行動，就能夠用同一手法把緊迫情況變為恐慌。
倫敦的最大資本勢力，當然是英格蘭銀行。但它的半國家機關的地位，使它不可能用這樣粗暴的方式，來顯示它的統治力量。儘管如此，它還是清楚地知道要用什麼手段和方法來牟取私利，特別是從1844年銀行法公佈以來。
英格蘭銀行有14553000鎊資本，此外還支配著大約300萬鎊“結餘”即尚未分配的利潤，以及政府在稅收等名義下收入的全部貨幣，這些貨幣必須存入英格蘭銀行，直到需用的時候才提取。如果再加上其他的存款平時大約有3000萬鎊和沒有準備金而發行的銀行券的數目，我們就會覺得紐馬奇的下述估計還是比較適中的，他說銀行法，1857年第1889號：
“我相信，經常在倫敦貨幣市場上使用的基金總額大約有12000萬鎊，在這12000萬鎊中，英格蘭銀行支配著很大一部分，大約15—20％。”
英格蘭銀行不用庫內的金屬貯藏作準備金而發行銀行券時，它創造了一些價值符號，對它來說，它們不僅是流通手段，而且還按沒有準備金的銀行券的票面總額，形成了追加的——雖然是虛擬的——資本。並且這一追加的資本，會為它提供追加的利潤。——銀行法，1857年，威爾遜問紐馬奇：
第1563號“銀行本行的銀行券流通，即保留在公眾手中的平均數額，是該行有效資本的一種追加，是不是?——一點不錯。”——第1564號“所以，銀行從這個流通得到的全部利潤，都是從信用產生，而不是從它實際握有的資本產生的嗎?——一點不錯。”
當然，這對發行銀行券的私人銀行來說也是適用的。紐馬奇在他的回答第1866—1868號中認為，這些銀行所發行的全部銀行券的三分之二對其餘的三分之一，這些銀行必須持有金屬準備是“同額資本的創造”，因為這個數額的硬幣被節約下來了。銀行家的利潤，也許不會因此就比其他資本家的利潤更大。事實仍然是，他們從硬幣的這種國民節約中獲得了利潤。國民節約表現為私人的利潤，這件事絲毫也沒有使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感到震驚，因為利潤本來就是對國民勞動的佔有。例如，還有什麼比1797年至1817年的英格蘭銀行的下述做法更荒謬的嗎?它的銀行券只是因為國家的支援才具有信用；它能把這些銀行券由紙變為貨幣，然後貸給國家，也是國家給與它的權力；但是它卻要國家，也就是公眾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