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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倫敦代辦處兌付的匯票。這種匯票作為流通手段來用。”詹·威·吉爾巴特《論1839年貨幣市場緊張的原因》第31頁
紐馬奇略微改變一下說法，也確認這一點銀行法，1857年第1426號：
“在流通的匯票額的變動和流通的銀行券數額的變動之間沒有什麼聯絡……唯一比較一致的結果是……只要貨幣市場稍微發生那種在貼現率提高時可以看到的緊迫現象，匯票流通的規模就會顯著增加；反過來，情況也就相反。”
不過，這時候開出的匯票，決不只是吉爾巴特所說的短期的銀行匯票。正好相反，那大部分是空頭匯票，它們不代表任何現實的營業，或只代表這樣一種營業，它之所以被經營，不過為了要憑它開出匯票。關於這二者，我們已經舉了充分的例子。所以，《經濟學家》威爾遜把這種匯票的可靠性同銀行券的可靠性加以比較時就說：
“隨時可兌的銀行券，決不會停滯在銀行外面，處於過剩狀態中，因為過剩額總會回到銀行去兌換。以兩個月為期的匯票卻可以有很大的過剩額，因為在它們到期以前，沒有任何手段可以控制它們的發行，而在它們到期的時候，它們可能又已經被其他匯票代替了。所以，一個國家對將來某一日期才兌付的匯票的流通認為確實可靠，而對於隨時可兌的紙幣的流通卻表示疑慮，這在我們看來是完全不能理解的。”《經濟學家》1847年第575頁
因此，流通的匯票的數量，和銀行券的數量一樣，完全是由交易上的需要決定的；五十年代在聯合王國，平時除了3900萬鎊銀行券之外，大約還有30000萬鎊匯票流通著，其中10000萬鎊至12000萬鎊只是向倫敦開出的。匯票流通的規模對銀行券流通的規模沒有影響，並且，它也只是在貨幣短缺的時候，才受銀行券流通的規模的影響，那時，匯票的數量將會增加，匯票的質量卻會下降。最後，在危機期間，匯票流通會完全停止；沒有人能夠使用支付憑證，因為每個人都只接受現金支付；至少直到現在在英國，只有銀行券還保持流通的能力，因為國家以其全部財富作英格蘭銀行的後盾。
我們已經看到，甚至查普曼先生這位1857年貨幣市場上的實力人物，也痛苦地抱怨說，倫敦有很多大的貨幣資本家，他們有足夠的力量在一定的時候使整個貨幣市場陷於混亂，並從中極其無恥地榨取那些較小的貨幣經營者。這就是說，有這樣一些大鯊魚，他們能夠拋售一、二百萬鎊統一公債，從市場取走等額的銀行券同時也就是取走等額可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