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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講堂儼然已被擠得滿滿當當，甚至還有沒佔到位子的學子乾脆就站在堂外聽講。面對講堂內外熱切的學子，田豐倒是顯得頗為淡然。正如郭奕所田豐善法、勢，他今日開講的內容便是《管子》中有關法治的“任法篇”。
在任法篇中管仲在開篇就直言，“聖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數而不任，任公而不任私，任大道而不任物，然後身佚而天下治。”即聖明君主依靠法度而不依靠智謀，依靠政策而不依靠議論，依靠公而不依靠私，依靠大道而不依靠事，結果是自身安閒而天下太平。
對比漢末桓、靈二帝獨斷專行、任人唯親、賣官鬻爵的諸般劣跡，八百多年前管仲的告誡可謂振聾發聵，令在場的眾學子一個個屏氣凝神側耳傾聽，不敢發出任何異響。一時間座無虛席的講堂內外竟靜得只剩下了田豐的講課聲。
《管子任法》中的內容可不僅限於勸諫君主“以法治國”、“親君子，遠人”之類的寬泛之言。其中還涉及到具體要如何操作，或者更為直白就是如何“牧民”。眾所周知法家強調絕對服從，凡異議者“盡誅”。相比提出“水則載舟，亦能覆舟”的儒家，“以法治國”的法家其實更為獨斷專行。
所以當田豐講解到“故遵主令而行之，雖有傷敗，無罰;非主令而行之，雖有功利，罪死。然故下之事上也，如響之應聲也;臣之事主也，如影之從形也。故上令而下應，主行而臣從，此治之道也。夫非主令而行，有功利，因賞之，是教妄舉也;遵主令而行之，有傷敗，而罰之，是使民慮利害而離法也。群臣百姓人慮利害，而以其私心舉措，則法制毀而令不行矣。”這段內容時，底下立馬就有學子提出了異議。
“若主令誤謬，亦當遵主令而行之乎？”
提問的學子正是坐在王祥身邊的司馬孚。由於司馬孚才剛進講武堂，故絕大多數學子都不認識他。但他卻一語道出了絕大多數學子心同的疑問。照《管子任法》的法，遵從君主的命令去辦事，雖遭到挫折失敗，也不應處罰；不遵從君主的命令辦事，雖然取得功利，也要處死罪。是為了防止群臣百姓若是人人都考慮利害而按其私意行事。可在現實中不明君難求，便是真遇上明君也需要大臣時常從旁勸諫糾正君主的錯誤。哪有不允許大臣發表諍言的道理。
不過司馬孚的當眾質問並沒有惹惱田豐。事實上田豐本身就是位諍臣，他當年就是因為“剛而犯上”被袁紹下獄，進而險些喪命。但另一方面司馬孚的問題也確實不容易回答，畢竟涉及君主的威嚴，一個回答不好，田豐可能又要剛而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