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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一種他鄉遇故知的激動。
夢想是吸引力,而到了北京,生活就成了流浪人群首先要面對的問題。
有人陸續而來,住處自然就是最先要解決的問題。在最初工資都很低的情況下,一群天南海北來的人過一種集體生活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就拿《東方之子》組來說,我們屢次搬家,最後穩定在北京六里橋一棟居民樓的半地下室裡。那套房子有七八個房間,住著我們近二十人。由於吃飯長期處於打游擊狀態,因此大家請了一個保姆,專門負責做飯。這個盡職的保姆,每天給我們清楚地算賬,誰領來一個朋友吃飯,錢自然是不能少交的。
在這套房子裡,我們生活了一年。這套房子中,高於地面能透進光線的窗戶只有十多個厘米高,潮氣是有的,但由於人多便蒸發了。男男女女每天人來人往,生活永遠是熱鬧的。每天都會議論藝術與片子的拍攝,甚至會爭論得面紅耳赤。那時的手機是奢侈品,因此離家甚久的人會在夜晚到辦公室給父母打一個問候的電話,然後踩著夜色回到地下室這個熱鬧的家。在這套房子之中,只有我一個結婚的人,因此電視、冰箱都是公用的,每天早上我用迪斯科舞曲叫大家起床,在那個地下室裡過的除夕,我們兩口子做了一桌子飯菜,等待除夕下半夜加班的同伴回來,這樣一種感受,讓我們多少找到了相依為命的感覺。
對於流浪北京的人們來說,物質上的回報暫時還看不到目標,甚至當時從各自的家鄉離開,打碎那種含金量還可以的鐵飯碗,本就是為精神上的一種慰藉,一種可以自由呼吸的生命狀態而來,因此“群居”似的集體生活,沒有人會覺得很苦。
在那流動的搬家過程中,在那一大套地下室之中的生活裡,每個人似乎都亢奮著、跳動著、燃燒著,中間夾雜著和人有關的各種故事。喝多了以後的迷狂、談戀愛時的你死我活、閒下來時牌局的你輸我贏……更重要的是那段日子是《東方時空》、《焦點訪談》等欄目向上攀升的階段,從某種角度說,正是流浪北京的人們用一種流浪中的激情點燃了這把改革之火。還是老話,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當我們在地下室裡住得津津有味的時候,夏天的一場大水把我們的家園衝了個七零八落,集體生活被迫結束。
那場水來得非常突然,外面一直下暴雨,不知是因為豆腐渣工程還是因為房管部門維修不力,我們的窗戶突然成了進水的閘門。由於是半地下室,屋裡的地面本來就低於外面的地面,因此只用了很短的時間,我們的家園便成了汪洋世界。屋裡的人們雖在齊膝的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