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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對社會中醜惡之事的渲染。
人們在媒體中看不到各種社會中存在的醜惡之事報道時，一種懷疑與不安定的情緒就會在憤怒的人群中醞釀升騰，直至能量累積到一定程度，就容易出現火山爆發式的釋放，破壞力自然極大；而如果在平時的生活中，在各種媒體中，公眾都可以看到這個社會對醜惡之事的曝光和處理，那種懷疑與憤怒的能量便經常得到釋放，於是便很難累積到火山爆發的程度，社會的安定當然就更容易實現。
更重要的是，由於輿論監督的力量日益增長，大量社會上醜惡之事被處理，民眾在拍手稱快之時，看到了這個社會的良知和正義公理是可以得到維護的，這個時候，即使眼前仍存在很多問題，生活也比較困難，但還是會建立起對這個社會的信心。而反之則不然，後果自然令人擔憂。
二、問：我們發現，有很多問題一經輿論監督，事情就很快解決了，因此很多人習慣遇到問題就找你們，請問，你們是解決一個又一個具體問題的嗎？
答：既是又不是。說是，那是因為正如你提問中說的，好多具體的事一經媒體介入便順利解決，甚至很多問題是拖了很久的，但幾乎可以說，哪一個問題，只要事實符合，的確是該解決的，那不管阻力多大，一旦媒體加大對這件事的監督力度，不管怎樣，總是會得到還能令人滿意的處理。從這個角度說，輿論監督的確是處理具體問題的一個好武器，這就難怪很多百姓會手拿狀紙靠近各個在輿論監督方面有好口碑的新聞單位，希望冤屈一經曝光立即得以昭雪。
但這個時候我又要說，輿論監督的目的並不是解決一個又一個具體問題，也不能解決一個又一個具體問題。
在這裡我可以算一筆賬，《焦點訪談》按常規一年應該播出三百六十五期，而由於“兩會”等特殊情況，一年大約播出三百四十多期。在這三百四十多期之中，批評性報道滿打滿算也就二百期，而在我們新聞評論部，每天接到各種反映問題的來信和電話就遠遠超過這個數字。您看，我們一年播出的節目數量都趕不上一天之內人們反映的問題，從這個角度您能說《焦點訪談》是解決具體問題的嗎？
也因此，在製作批評性節目時，選題便力爭具有普遍性和典型性，希望對這個問題的報道能帶動與此相似事情的處理。歸根到底，媒介行使的只是輿論監督的權力，而不是事無鉅細地解決具體問題，因為媒體既沒有這個能力也沒有這樣做的權力。它不過是每天在社會的夜空為安全而經常敲起的警鐘。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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