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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柔軟而溫暖,頭髮像絲一樣’,她走進門洞裡,對我說,來不來。我說怎麼來。她說得這樣。她背過身去,自己將黑裙子撩起來,發出簌簌的聲音。我在她的大腿位置摸到溫熱的內褲,被她的雙腿繃成了一條直線。
很多很多頭髮,很多很多,當我貼著她的後背以及脖頸時,那些佔據了全世界的頭髮將我埋葬在她身上。她問我感覺怎麼樣,我說這樣很好,我們做愛吧,我愛你。
套子是她帶的,我肯定不會隨身帶一個套子,其實我也很難想象一個女孩隨身帶著套子。事情結束之後,她讓我把套子打結,扔上去。我照做了。她說,歐洲的新娘在婚禮時都會扔一束鮮花,你這個野合新郎得在事畢之後扔套子,多好玩,扔得越高越好,像一個儀式。
她問我,以前沒做過嗎?我說沒做過,第一次。她很高興,說,姐姐給你個小紅包。
我問她,你叫什麼名字。她說,名字不能告訴你,你以後出去亂說可不好,記住我是校花就可以了,是美女,不是恐龍。
我就揣著一張十元面值的人民幣獨自走回了宿舍。
那以後我再也沒有遇到過她。在同樣沉悶而躁動的週末,我還是會去工廠裡聽搖滾樂,一個人靠在牆上喝十塊錢一瓶的啤酒,看那些黑暗中起起落落的人頭,耳朵裡塞滿了聲音近似失聰。哪一個是她呢?我甚至想不起她的樣子,只記得很多很多的頭髮,而我身上的某一部分就留在了她的頭髮之中。事實上,我失去了那天晚上的好運,不管我喝得多醉,再也沒有帶著任何一個女孩去操場後面扔套子。
我非常想念她。
秋天時,工廠被封了,說是要改造成創意園區。搖滾樂演出搬到了學校西邊的鐵道邊,一個廢棄倉庫裡,去那裡得走上半個小時。有個女生夜裡從現場回來,遇到了敲頭殺手,用錘子敲了她的後腦勺,後面散場出來的人看見她橫臥在街頭,兇手早就跑到不知哪裡去了。她也是工學院的校花,比我高兩屆,長得很美,聽說一頭長髮像黑色的孔雀開屏,鋪散在地上,血順著路面上破碎的縫隙,慢慢流進陰溝裡。
長而又長的頭髮,人們描述著校花。我想到那個在看臺後面的女孩。但願不是,但願她只是消失在漫長而又清醒的午後,像血管裡的酒精一樣釋放掉,而不是死去。
兩個月後,兇手被捕,繼而伏法。一個無目的的連環殺手,七起敲頭案的唯一罪犯。沒有人來向我解釋,究竟發生了些什麼。
偶爾我會走到看臺後面,在眾多樹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