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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票之事，而於謀殺一層，無明確之事實足以證明其無關係也。有之，亦僅以應“若不去宋”為反挑之語，遂斷定去宋之動機，起於應之自動耳。然觀“動機”“起”“自動”等語詞，若亦純以文理解釋之，則動機雖起於應，而必政府承諾之、允許之，然後始能演成此種事實也。應雖為自動，而必政府為之被動，然後始能合此兩力以演成此種事實也。此誠所謂“文理解釋，皎然明白”者也。應志在金錢，故其為政府解散共進會、解散歡迎國會團、收買“刑事提票”，蓋無一非為博取金錢之目的而來。而政府亦以國民之金錢，利用若輩為鷹犬，交相為用，於收買提票一案，已盡呈袁、洪、應、趙等陰謀狼狠之狀矣。至於殺人之事，何等重大，一旦破露，即難逃罪。設應非恃袁、趙之指使及袒護，應又何敢輕陷法網，自取死罪乎？夫使死宋先生而於應個人有莫大直接之利益者，則謂出於應個人之蓄意謀殺，猶可言也；而應於宋先生私人，並無私仇宿恨，其欲死宋先生，直接有莫大利益者，實為袁、趙則可知。謂袁、趙之出於被動，吾人尚不能信也。故傾陷之謀，可以金錢動應，而暗殺之謀則不能；金錢既難動，乃動之以勳位。應惑於虛榮之一念，而始冒死為之，此又情事顯著者也。尤可證者，趙謂“應犯謀刺宋教仁，其殺機起於《民立報》載宋在寧之演說”，一語斷定，非局中安能若是？以此殺機所由起求之，則所謂應為自動，尤見其不可信……此宋先生在寧之演說，與袁、趙有密切關係，應性狡詭，心知其故，故以《民立報》所載者裁呈袁、趙，而遂為殺宋先生之一動機。此實袁、趙為主動，而洪、應為被動也，此尚有可以抵賴之餘地乎？[204]
由於當時雙方或急於為自己辯護，或急於駁斥對方，往往對應、洪往來各函電，抓住一點，不及其餘，而未能通盤分析，尤其未能揭示各函電的內在關聯，因此不論是袁、趙的辯解，還是國民黨人的反駁，都犯了致命的錯誤。如前所析，殺宋之意洪述祖早在3月6日函中就已明確嚮應夔丞表示。3月13日下午洪又發電告應“燬宋酬勳位”，實際等於下達了殺宋令。由3月13日應夔丞函開頭“三月初九來函及十三號電均敬悉”一句可知，該函是為答覆洪述祖“三月初九來函”及3月13日下午剛剛收到的洪述祖“燬宋酬勳位”來電所寫。其中，“功賞一層，夔向不希望”即是對“酬勳位”的回應，“釜底抽薪法”一語則是應夔丞對向國民黨核心領導人下手的一種簡潔而又較為形象的描述，因向國民黨核心領導人下手會給國民黨致命打擊，因而譬之以“釜底抽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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