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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日人所辦《順天時報》就曾指出：“民國初興，各項法律均未完備，司法權在實際上仍不能完全獨立，自難望其力脫政府之藩籬，秉公裁判；且縱使秉公裁判，亦難取信於人。”[173]黃興在答覆袁世凱的電報中稱，組織特別法庭是對司法獨立“予以精神上之維持”，也有一定道理。但從現實層面看，這樣做已不僅是法律問題，而牽及政治問題了。何況，國民黨人主張組織特別法庭的前提是國務總理趙秉鈞“為暗殺主謀之犯”，而恰在這個問題上，國民黨人實際上沒有提出令人信服的證據。換言之，即便單從法律角度講，國民黨主張組織特別法庭的理由，也是不充分的，因此，不可避免要遭到司法界和輿論的批評。
許世英覆電反駁黃興，指出組織特別法庭，《臨時約法》和《法院編制法》均無此規定，“若遷就事實而特許之，是以命令變更法律”。並稱：“來電所謂‘當仁不讓’，固不敢當，然‘抗顏弄法’，亦不承受。”[174]
良心《嗚呼，國民黨之自殺政策》，則以“國民黨員某君”口吻批評孫、黃沒有資格干涉政治或法律問題，稱：
宋案之內容曲折，自有法廷〔庭〕正式宣佈，餘不欲多所臆測，但餘所最反對者，孫中山、黃興之檢查證據，至組織特別法廷〔庭〕，尤為奇謬。試述個人之理由。孫黃既非地方長官，又與法廷〔庭〕絕無關係，何權可以干涉政治或法律問題？在孫黃及其徒黨之意，則謂宋為國民黨重要人物，故國民黨領袖即有權可以干涉。若是，則某黨人之被害，即須歸某黨人辦理，某黨人犯罪，亦將歸某黨人審判乎？況宋案之發生，其嫌疑究屬何方，迄今尚未十分明瞭，孫黃又烏可視若無事，主張特別法廷〔庭〕。則孫黃非特操搜查證據之權，且欲進執裁判之權。何不待搜查證據，不待裁判，即由孫黃任意決定某某犯罪、某某應如何處置，以遂其朕即國家之志。觀其言論，輒雲政府受殺宋嫌疑，法官皆依賴政府，不可信，亦知誰受嫌疑，除法廷〔庭〕外何人能下此斷語。且天下斷無除我以外皆不可信之理。[175]
《亞細亞日報》則連載《大陸報》總撰述米勒所著《政治與法律》一文，批評國民黨人道：
國民黨人公然要求組織特別法庭審訊此案，試問……國民黨曾向政府取得司法行政權來上海耶？據吾人所知，國民黨乃一政黨，且於政府為反對黨，並無直接法律上之職務。故國民黨而干涉此事，是以政治牽入司法行政也……若在文明各國，以政治干涉法律，即莫不視為破壞法律根本原理之行為矣。[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