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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代行临时大总统之权，并剥夺袁世凯候选总统之资格；令国会议员不得选举袁为正式大总统。”全体赞成。接着有汪洋、邓家彦、戴季陶等多人演说，“大旨均主张决不承认杀人犯罪之人为大总统、为国务总理，又须合全国同胞，拼死力不承认未经国会通过之大借款”。[166]全国公民大会还致电袁世凯，发出“最后之忠告”，谓：“宋案证据发表，公与赵君，确为主谋……如能自知罪戾，即日解职候审，并取消债约，以谢国人，庶几克洽舆情，不至受法律以外之制裁；万一执迷不悟，自趋死路，则仁爱俱穷，惟有声罪致讨之一法。”[167]就连日本也有舆论认为，“袁之无为大总统之价值，要可谓已定也”，并认为“支那人亦宜排斥如此不德阴险之枭雄，以绝内部之不安，而维列国之信用，庶乎其为良国民也”。[168]
在上述情势下，袁世凯虽然不曾主谋刺宋，但因无法洗清嫌疑，其考虑的首要问题必然会转向应对宋案给其竞选大总统所带来的冲击。正因为如此，我们看到，袁世凯一方面担心案情发展“恐与选举正式总统大有妨碍”，于4月6日晚“打出密电三十余处（密码字数不一），致各军队及北方各都督，以为选举总统之预备”；[169]甚至对孙中山低三下四，“每日数电前来”，一则“为其本人之立场开脱”，二则请求孙中山“予以推举”，而孙中山“尚未复其一电”。[170]另一方面，则在引渡洪述祖和阻止赵秉钧自证清白问题上，动作频频，由此出现许多诡秘情况。
首先，政府派人到青岛办理引渡洪述祖归案事，但派出的却不是外交部人员，而是与洪有戚谊的内务次长言敦源，和与洪同为构陷“孙黄宋”嫌疑人的国务院秘书程经世。言、程对外宣称是“公出”，但面对德人诘问，却鬼鬼祟祟，或谎称探亲，或谎称到青岛购买德文书籍。诸多迹象表明，他们到青岛的主要目的，其实是要代表袁与洪达成一笔交易，其条件即是，洪将构陷“孙黄宋”之事一身承揽下来，而政府则可就引渡洪述祖归案一事暗中操作，以求不了了之。对洪而言，这无疑是最好的结局。因此，我们看到，刚见言敦源时，洪还口出狂言，谓：“共和我洪某首功，宋教仁主张政党内阁，与我洪意见不合，故主使狙击，直言不讳。”[171]转眼间，洪便可以罔顾宋案证据事实，出尔反尔，于5月3日发表“江电”，采取“移花接木”之法，将他假托中央名义，以“燬宋酬勋位”诱应杀宋，强辩为他假托中央名义，促应购买“宋犯骗案刑事提票”，以毁宋名誉，将“燬”字强释为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