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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志讓、吳相湘、郭廷以、胡繩、黎澍、陶菊隱、丁中江、胡繩武、方祖燊、李新、陳旭麓、何澤福、李宗一、李守孔、李雲漢、徐中約、李侃、金衝及、張憲文、張玉法、朱漢國、來新夏、唐寶林、鄭師渠、張海鵬、朱宗震、侯宜傑等人所著或主編之書，[8]以及沈雲龍、王涵、何澤福、饒懷民、劉大年、朱懷遠、袁偉時等人所撰文章，[9]均將袁、趙視為幕後主使。日本學者萱野長知、片倉芳和、松本英紀、菊池秀明、渡辺竜策、樋泉剋夫，以及美國學者歐內斯特·P﹒揚、史扶鄰等人論著，還有劉吉祥（國籍不詳）的英文著作，也都持同樣看法。[10]
唐德剛實質上也認為袁、趙是幕後主使，只不過他又對二人在殺宋心態及背後考量上的差別進行了區別分析，他說：
1913年初春，在宋氏旅行講演鋒頭正健之時，袁即連電召宋來京磋商要政。袁的本意或許就是試“重用之”，不成，再“除之”。可是內閣總理趙秉鈞對這個最大的政敵，就是欲先除之而後快。他或許得了袁的必不得已時就“除之”的默許，迫不及待地便悍然提早“除之”了。殺宋之後，風波鬧大了，袁可能認為趙之悍然殺宋，為的只是保持相位的一己私利，而攪亂袁對整個大局的佈置。趙之殺宋，不是體諒領袖苦心，而是投機取巧，為保持自己總理的位置，不顧主子的困難，而悍然為之，這就不能饒恕了。因此後來趙也就不得好死了。[11]
另外一些研究者則或多或少受到趙秉鈞自我辯解的影響，而又加以個人的判斷，傾向於懷疑或否認袁、趙為幕後主使。如廖大偉認為：“從袁世凱的一貫信仰和當時的身份、地位，從宋教仁對袁世凱構成的威脅程度，從在上海行刺的困難程度，特別是對‘主謀說’原證據的逐條解讀考析，我們認為對袁世凱的傳統指認是缺乏真實依據的，是不符合事實的，袁世凱不是‘刺宋’主謀，沒有主觀故意的痕跡。”[12]他認為刺宋乃應夔丞所為，並上升到共進會刺殺宋教仁的高度來解釋；而洪述祖則充當了鼓動、縱容應桂馨的角色。[13]但奇怪的是，他對於宋案關鍵人物之一趙秉鈞完全缺而不論，實際上留下很大漏洞。張永則認為：“根據具體證據，刺宋是會黨頭目應夔丞主動提出並策劃的，受到洪述祖的推動，袁世凱、趙秉鈞是否知情只能存疑。”[14]侯宜傑最初認為，“暗殺宋教仁的主謀者不是別人，正是堂堂的臨時大總統袁世凱和國務總理趙秉鈞”，但近來一改前說，認為“研究宋教仁被刺案，要堅持疑罪從無、無罪推定的原則。缺乏確鑿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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