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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則難以得出這一結論，而恰恰是這一關鍵問題，目前看來並無確實證據，具體論證詳見下文。
另一國民黨人徐血兒則認為，該密碼電本是趙秉鈞交給應夔丞報告南方國民黨人舉動用的，解散共進會不過是幌子。他就此解析道：
夫奉差各省特派人員，與以密碼電本，固屬尋常，並無特異之處。不過趙、應之授受密電，則與尋常有異，蓋趙、應必密議妥善，然後再授以密電本，使報告機密。此非故意周納也，趙之用應，實使之以偵察南方舉動，報告政府，為其一大任務，而解散青、紅會匪，特假以為名，彼視之固甚小耳。於何證之？應是後致趙之密電，多皆不關於其巡查長分內之事。即姑以袁言觀之，袁謂三月十三日以前，皆關於取消歡迎國會團之事，試問歡迎國會團非政治上關係乎？該團本與共進會性質不同，何勞應之解散，即此已可見應所負者，另有一種特別任務矣。[120]
蔡世襄亦提出類似看法，他根據應夔丞取得密電本後於2月初發給國務院的密電內容分析說：
觀二月一、二兩日“東”“冬”兩電，明言“總理投票”“解散國會”，及對待何海鳴、戴天仇之法，與購“孫黃宋劣史”“宋騙案”，“選舉擾攘”，“國隨以之”等語，為政府作走狗密探，承政府意旨以傾害正人，陰賊良善，初無一語及歡迎國會團，更無一字及共進會，而俱用“應密”，趙雖百喙，其何以解？[121]
不能不承認，徐血兒和蔡世襄的分析，或結合當時政情變化，或依據“應密”電報內容，很有幾分道理，但事實卻比他們的分析複雜得多。他們根據後來應夔丞所發密電內容，推斷前此趙發“應密電本”時之動機，卻不知趙秉鈞發給應夔丞密碼電本之前，應夔丞與政府之間的聯絡，除了關於解散共進會，以及赴京領取解散費和江蘇駐滬巡查長津貼外，並無其他與國民黨相關聯之事，透過宋案證據很容易就可以看出這一點。但事情就巧在，趙秉鈞於1913年1月14日函送應夔丞密碼電本之時，恰逢尹仲材、何海鳴等部分激進國民黨人發起的歡迎國會團在滬上出現不久。此後，由於洪、應奉袁世凱之命，南下秘密調查歡迎國會團真相，這才在應夔丞後來致國務院“應密”電文中出現了關於歡迎國會團和構陷“孫黃宋”等內容。但要注意的是，“應密電本”是應夔丞1月12日謁見趙秉鈞時要求給的，理由是辦理解散會黨之事須防“漏洩”，[122]而袁世凱和趙秉鈞最早到1月13日才開始商量如何應對歡迎國會團，[123]袁決定“特委”洪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