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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面書生、江湖好漢、忠臣孝子,以上三類,大體上就是中國古代文藝作品中男性“正面形象”的主要型別。千百年來,這三類形象不斷地在書本中被表彰,在舞臺上被扮演,在民眾中被傳說,久而久之,便幾乎成了中國男性的典型代表。
這實在是一件令人遺憾的事情。
幸而事實並非如此。比方說,佔中國人口大多數的農民,他們就代表不了。另外,生活中的文人、好漢、臣子們,大約也未必就是書本中和舞臺上那個樣子。也就是說,他們是被“說成”無性化和女性化的。
然而,問題的要害也許恰恰正在這裡:明明其實“很男人”的男人,為什麼一到了書本中和舞臺上,便要被說成“不像男人”呢?為什麼讀者和觀眾看了以後,並不覺得有什麼“不妥”,反倒頗為欣賞呢?為什麼千百年來人們這麼說,這麼演,這麼看,卻並無一人提出異議呢?這就只有一個結論:中國傳統文化其實是傾向於贊同和欣賞,至少也是不反對男人的無性化和女性化的。
要弄清這裡面的奧秘和緣由,無疑是一件太費商量的事情。但可以肯定,它與文化的特質有關。中國文化大體上是一種農業民族的文化。農業較之畜牧業,缺少明顯的性特徵,而農業民族也不像遊牧民族或狩獵民族那樣,需要男性的攻擊和冒險,毋寧說更多地還是需要女性的忍耐和精細。春播秋收有如女人的十月懷胎,精耕細作有如女人的紡織縫紉,農業民族的文化性格是很容易傾向於無性化和女性化的。
長達數千年之久的專制制度,則可能是另一個原因。我們知道,這種制度的一個特點,就是最終只承認一個人是男人。這個人就是皇帝。皇帝“乾綱獨斷”,是絕對的和惟一的陽剛。其他人則必須陰柔,在把皇帝“君父化”的同時將自己“臣妾化”。然而,當“乾綱獨斷”的皇帝把天下臣民都女性化了時,他自己是否還能保住男性特徵,其實也成了一個問題。大清王朝最後三位皇帝連兒子都生不出一個,便是證明。
與上述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相對應的意識形態,也是無性化和女性化的。道家和佛家的陰柔特徵,已有不少學者說過。儒家雖然標榜“剛柔相濟”,其實相當無性化。所以,講“忠義”的江湖好漢無性化,愛“逍遙”的白面書生女性化,而“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忠臣孝子們,則介乎無性與女性之間。
這種文化傳統的現代版,就是所謂“大老粗”和“小白臉”。
似乎很難給“大老粗”和“小白臉”下一個確切的定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