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博古與洛甫 (第4/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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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的意見。
“我同意毛澤東同志的意見，因為他是政府主席，‘三人團’應該尊重他的意見！”
“這的確是值得考慮的意見，我跟李德、恩來商量後，立即把決定告訴你……”
這個建議終於被採納了。當然，這個建議引起了嚴重的後果：部隊必須抬起中央機關和中央政府機關這頂轎子。
如果當時“最高三人團”預知抬轎子產生的嚴重後果的話，他們準會拒絕這個提議。事實是，博古當時雖然採納了洛甫的提議，卻沒有彌補他們之間已經很難彌補的裂隙。
1943年12月16日，洛甫在延安整風期間，記述了他和博古的矛盾和衝突。今天加以仔細推敲，非常耐人尋味。儘管它還不太完整，還不太明朗，字裡行間卻展露出當時的真情：
我同博古同志的公開衝突，是在關於廣昌戰鬥的一次討論：我批評廣昌戰鬥同敵人死拼，遭受不應有的損失，是不對的。他批評我，說這是普列漢諾夫反對1905年俄國工人武裝暴動的機會主義思想。我當時反駁了他的這種汙衊，堅持了我的意見，結果大家不歡而散，其他到會同志沒有一個表示意見。
從此時起，我同博古的矛盾加深了，他有一次似乎是傳達李德的意見，說：“這裡的事情還是依靠於莫斯科回來的同志。”意思似乎說，我們內部不應該鬧磨擦。當時，我沒有重視這句話，現在想起來，倒是很有意思的。
由於這些矛盾的發展，博古開始排擠我。五中全會後，我被派往中央政府工作，就是把我從中央排擠出去的具體步驟。
這一點，洛甫覺得理由並不充分，讓他去擔任政府的人民委員會主席這樣的重要職務，說是排擠，那麼，不排擠，應該擔任什麼職務呢？他在整風筆記中又寫道：
這是“一箭雙鵰”的妙計。一方面可以把我從中央排擠出去，另方面又可以把毛澤東同志從中央政府排擠出去。
這的確是很耐人尋味的，也是令人費解的。如果說，第三次左傾路線的推行者，以博古取得黨權，以李德取得軍權，以洛甫取得政權，以達到從思想上、政治上、軍事上、組織上的統治，以洛甫同志去排擠毛澤東同志在政府的地位，是可以理解的，那麼洛甫同志去擔任人民委員會主席是從中央被排擠出去呢，還是加重了他在中央的地位呢？如果不受排擠擔任此職，在中央應該是什麼地位呢？他在筆記中繼續寫道：
後來，又把我派到閩贛做巡視工作（項英從閩贛巡視才回來後），實際上要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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