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博古與洛甫 (第5/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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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從中央政府再排擠出去，把中央政府的領導交給別人。
交給誰，筆記中沒有言明，括號中提到“項英回來後”，是否暗指把領導權交給當時是政府副主席之一的項英？很難說。洛甫在筆記中繼續寫道：
我不在中央政府時期，博古等公開批評中央文牘主義，在背後攻擊我，直到快要出發長征以前，我才從閩贛回來。
當時政府是不是真有文牘主義？公開批評是不是攻擊？後人只能存疑，洛甫繼續寫道：
當時關於長征的一切準備工作，均由以李德、博古、周恩來三人所主持的“最高三人團”決定。我記得他們規定了中央政府可以攜帶的中級幹部數目字，我就提出了名單交給他們批准。
在出發以前，“最高三人團”要把我們一律分散到各軍團去（後因毛澤東提議未分散），我當時感覺得我已經處於無權的地位，我心裡很不滿意。記得在出發前有一天，澤東同志同我閒談，我把這些不滿意向他坦白了。從此，我同澤東同志接近起來。他要我同他和王稼祥同志住在一起——這樣就形成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反對李德、博古領導的“中央隊三人集團”。給遵義會議的偉大勝利放下了（原文如此——筆者注）物質基礎。
這段筆記的內容是非常豐富的，也是值得後人深深研究的。歷史的書頁可以來回翻閱，使非當事人有了前後眼。洛甫的整風筆記在延安整風的條件下未必全是真心話，但也不乏實情。因為長征中的當事人都在，他不能把沒有的說成有，“最高三人團”要把機關人員分散到各軍團去（這是拆轎子的方法），而由於毛澤東提議才沒有分散（這是組裝轎子的方法），應該是實情，不然，毛澤東會出來說明。當時，博古卻處在被整的地位，能否有充分的解釋機會？在“解釋就是不虛心”的壓力下，是否有索性包下來的心理？都很難說。別人對他的批評指責是否公允也很難說。在寧都會議上，毛澤東同志不也被剝奪了發言權嗎？廬山會議上的彭、黃、張、周，文革中的劉少奇……不也失去過申訴機會嗎？
歷史，是嚴酷的。一個人的功過是非、休慼榮辱，總要留下他的足跡。它告誡人們，不要製造冤案，不要違背正義，不要扼殺真理，人人最終都要站在歷史明鏡前顯露真容。
歷史的畫頁又翻到湘江西岸，資水河邊。洛甫勸博古，不要把王稼祥傾向於毛澤東的表現看得過分嚴重。其實，也等於說不要把“中央隊三人集團”看得過分嚴重。其實已經十分嚴重，他們已經為改換領導做準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