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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起舊的大牆剛剛倒下的歲月裡，偷聽鄧麗君的有趣故事。在那時，不知翻錄過多少遍的磁帶，由於上面錄的是鄧麗君的歌，因此依然被當做寶貝。和同學互相交流收聽“澳洲廣播電臺”中文節目的感受，因為在那裡每天都可以聽到鄧麗君、劉文正的歌。當然鄧麗君的歌聲響起，也馬上能想起身邊手提錄音機、穿喇叭褲、戴麥克鏡的年輕人。在當時，我猜想，自己心裡是羨慕他們的。可能正是這樣的相依為伴，鄧麗君的唱片成了中國市場上的長銷貨，她身邊的歌手不停地變換，而她依然跨越歲月在那裡憂鬱地微笑。似乎每天都會有男男女女將她的歌聲再度領回家中，去重溫多年前的一段旋律，重溫自己成長中的一段記憶。我也是如此，在告別鄧麗君十幾年之後，又買了一套她的全集，偶爾聽聽，回憶的底片便會泛黃。
而一唱《我的中國心》，我就馬上想起1984年那一個除夕，吃完年夜飯，我急匆匆地到鄰居家裡在那個不大的黑白電視機前過了第一次沒放鞭炮沒在雪地裡瘋玩的除夕。也就在那一天，認識了張明敏，熟悉了《我的中國心》，然後在之後很長的時間裡，嘴裡哼的都是這首歌。
到1985年上大學後，同學之間傳唱的是周峰的《夜色闌珊》和蘇芮的《是否》、《一樣的月光》、《酒幹倘賣無》。上了大學要顯得比中學時成熟得多，蘇芮的一身黑色行頭和與眾不同的聲音很符合我們的口味，更何況“是我們改變了世界，還是世界改變了我和你”這樣的唱詞，讓我們意識到生命已經進入到思考的季節。
四年後，當然是在崔健的《新長征路上的搖滾》和齊秦的《大約在冬季》中從校園中出走。我奇怪的是這兩首一動一靜一個憤怒一個感傷的歌，為什麼能如此協調地在那個夏季為我們送行。我猜想這兩首歌和那段歲月的聯絡，在我同齡人的記憶中都是相似的。
當童安格的《讓生命去等候》隨風飄來的時候，我正在北京的周口店鄉鍛鍊，當時的狀態何嘗不是讓生命去等候！與此同時，王傑的《一場遊戲一場夢》也開始讓我們反思走過的一些道路：莫非付出了激情的一些舉動都是夢一場，莫非我們正值青春便遊戲人生？
然後是黑豹、唐朝，那重重的敲打和高亢的呼號竟成了我去電視臺之前那一段日子的背景音樂。迷茫，希望看到更好的未來，周遭沉寂的世界開始慢慢甦醒，人們心中開始有話要說，唐朝與黑豹的聲音成了表達我心情的最好替代品。
再然後，是柴可夫斯基的《第六交響曲》（悲愴）的第一樂章。那是1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