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碰撞，難怪郭強生覺得不勝滄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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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中國文學對同志題材的描寫可以追溯到五四時代。葉鼎洛（一八九七——一九五八）的《男友》（一九二七）寫一個男教員和男學生之間的曖昧情愫，既真切又感傷。廬隱（一八九八——一九三四）的《海濱故人》（一九二五）則寫大學女生相濡以沫的感情以及必然的失落，淡淡點出同性友誼的惘然。以今天的角度而言，這些作品遊走情愛想象的邊緣，只是點到為止。主流論述對同志關係的描述，基本不脫道德窠臼。重要的例子包括老舍（一八九九——一九六六）的《兔》（一九四三）和姜貴的《重陽》（一九六◯）等。後者將一九二◯年代國共兩黨合作投射到同性戀愛的關係裡，熔情慾與政治於一爐，在現代中國小說獨樹一幟。
但論當代同志小說的突破，我們不得不歸功白先勇。從六七◯年代《臺北人》系列的《那滿天亮晶晶的星星》、《紐約客》系列的《火島之行》等，白先勇寫出一個時代躁動不安的慾望，以及這種慾望的倫理、政治座標。一九八三年《孽子》出版是同志文學的里程碑，也預示九◯年代同志文學異軍突起。
在這樣的脈絡下，我們如何看待郭強生的作品？如果並列《孽子》和郭的同志三書，我們不難發現世代之間的異同。《孽子》處理同志圈的聚散離合，仍然難以擺脫家國倫理的分野。相形之下，郭強生的同志關係則像水銀般的流淌，他的人物滲入社會各階層，以各種身份進行多重人生。兩位作家都描寫疏離、放逐、不倫，以及無可逃避的罪孽感，但是白先勇慈悲得太多。他總能想象某種（未必見容主流的）倫理的力量，作為筆下孽子們出走與迴歸的輻輳點。郭強生的夜行之子不願或不能找尋安頓的方式。在世紀末與世紀初的喧譁裡，他們貌似有了更多的自為的空間，卻也同時暴露更深的孤獨與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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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晚降臨，族人聚於穴居洞前，大家交換了躊躇的眼神。手中的火把與四面的黑暗洪荒相較，那點光幅何其微弱。沒有資料參考，只能憑感受臆斷。改變會不會更好，永遠是未知的冒險。
有人留下，有人上路。流散遷徙，各自於不同的落腳處形成新的部落，跳起不同的舞，祭拜起各自的神。
有人決定出櫃，有人決定不出櫃；有人不出櫃卻也平穩過完大半生，有人出櫃後卻傷痕累累。無法面對被指指點點寧願娶妻生子的人不少。寧願一次又一次愛得赴湯蹈火也無法忍受形隻影單的人更多。所有的決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