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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頭來並非真正選擇了哪一種幸福，而更像是，選擇究竟寧願受哪一種苦……
——《斷代》，頁九十二、頁九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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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強生的寫作其實更讓我們想到九◯年代兩部重要作品，朱天文的《荒人手記》（一九九四）以及邱妙津的《蒙馬特遺書》（一九九七）。兩作都以自我告白形式，演繹同志世界的他（她）／我關係。《荒人手記》思索色慾形上與形下的消長互動，《蒙馬特遺書》則自剖情之為物最誘人也兇險的可能。兩部作品在辯證情慾和書寫的邏輯上有極大不同。《荒人手記》叩問書寫作為救贖的可能，“我寫故我在”的可能。《蒙馬特遺書》則是不折不扣死亡書簡，因為作者以自身的隕滅來完成文字的銘刻。兩部作品都有相當自覺的表演性。前者以女作家“變裝”為男同志的書寫，演繹性別角色的流動性；後者則將書寫醞釀成為一樁（真實）死亡事件。
如上所述，郭強生的作品充滿表演性，也借這一表演性通向他的倫理關懷。但他在意的不是朱天文式的文學形上劇場，也不是邱妙津式的決絕生命／寫作演出。他的對同志倫理的推衍，表現在對推理小說這一文類的興趣上。《夜行之子》《惑鄉之人》已經可見推理元素的使用。是在《斷代》裡，郭真正將這一文類抽絲剝繭的特徵提升成對小說人物關係、身份認同的隱喻。在同志的世界裡，人人都扮演著或是社會認可，或是自己欲想的角色。這是表演甚至扮裝的世界，也是一個諜對諜的世界。雙方就算是裸裎相見，也難以認清互相的底線。
對郭強生而言，推理的底線不是誰是同志與否，而是愛情的真相。這是《斷代》著墨最深的地方。如果“愛情”代表的是現代人生“親密”關係的終極表現，郭強生所刻畫的卻是一種弔詭。同志圈的愛慾流轉，往往以肉體、以青春作為籌碼，哪有什麼真情可言？同志來往“真相大白”的時刻，不帶來愛情的宣示，而是不堪，是放逐，甚至是死亡。但相對地，郭強生也認為正因為這樣的愛情如此不可恃，那些鋌而走險、死而後已的戀人，不是更見證愛情摧枯拉朽的力量？
擺盪在這兩種極端之間，《斷代》的故事多頭並進。結局意義如何，必須由讀者自行領會。對郭強生而言，《斷代》應該標誌自己創作經驗的盤整。青春的創痛、中年的憂傷成為一層又一層的積澱，如何挖掘剖析，不是易事。早在《夜行之子》裡，他已經向西方現代同志作家如王爾德（Oscar Wilde）、普魯斯特（Marcel Prou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