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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意願的造物和隨意的自描。作者將他們自己鑄成他們渴慕的人物了;他們將自己的夢境和理想描繪出來了。從教育的觀點來看,寫作這種傳記的主意,也還不惡。它們為青年的創作衝動提供了合法的發洩管道。若干代以來,嚴肅的創作性作品雖因受到蹙額的待遇而為學術研究和玻璃珠戲所取代,但年輕人的藝術創作並未因此受到壓服。它在這些往往被煉成短篇小說的傳記中找到了一種安全的表現手段。尤甚於此的是,有些作者在寫此種傳記的當兒向自覺的國度跨進了一步。
又,學生們往往利用寫作此種自傳的機會,對當前的俗世和卡斯達裡作指責性相革命性的發洩。對於此類攻擊,老師們通常都以體諒的慈愛視之。此外,在學生們享受最大自由而不受嚴密監督的時期,這些傳記對於老師瞭解學生的言行也極有裨益;它們對於作者的智德或品學往往提供極其明白的揭示。
約瑟·克尼克所寫三篇這樣的傳記,已被儲存了下來,我們打算將全文照錄於本書之末,也許是本書最為珍貴的部分了。他是否只是寫了這三篇,或是否另有散佚,可資揣摩的地方很多。我們可以確知的一點只是,克尼克交了他的第三篇作業“印度生活”之後,教育委員會秘書曾有指示說,如果再寫任何傳記作品的話,他不但應該以接近現代的歷史時代為背景,而且要多多旁徵博引,尤應注意歷史的細節。我們從軼聞與函牘之中獲知,其後他曾著手為一篇以18世紀為背景的傳記下過一番初步的研究工夫。他讓他自己扮演一位斯華比亞地方的牧師,後來背離教會而投向音樂,他曾當過約翰·亞伯瑞克·班吉爾的弟子,做過伊鼎革的朋友,且曾在辛善道夫的莫拉維亞兄弟教派的會眾中作過來賓。我們知道,他曾閱讀並筆錄大量古老而且往往過時的相關書籍,其中既有談論教堂組織、虔信教徒,以及辛善道夫的文章,亦有討論那個時期的禱文和教堂音樂的著述。此外,我們還知道他曾迷上靈能派主教伊鼎革,曾對班吉爾導師有過真正的敬愛之情;他曾不厭其煩地請人從班吉爾的肖像攝製一張相片,安置在他的書桌上面。並且,他曾嘗試將他對辛善道夫好惡相剋的地方做過一番誠實的描述。但到最後,他因以已習的東西為滿足而放棄了這個計劃。他說他已失卻寫作傳記的興味了。因為,弄到這些材料之後,不但要從太多的角度去研究其中的主角,還要聚集太多的細節加以描繪。由這些陳述看來,我們與其將他完成的這三篇傳記視為一位學者的著述,不如看作一種詩情的產物,比較適當。我們這樣說,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