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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絕對的貧困，而相對貧困，也就是貧富差距似乎還有越拉越大的趨勢，因此在這樣一種局面下，我們該以一種怎樣的心態來面對貧困就顯得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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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是北京城裡有很多不被我們注意的城市貧困人口，另一方面是北京私家汽車的急劇增長，甚至達到成“災”的地步，於是，1997年年初我們做了一期《新聞調查》節目叫《公交優先》，希望公交優先後，掙錢不多的人也能上下班便利。
1996年12月31日晚上，因為製作《走進1997》這檔節目，我在上海採訪，採訪地點之一是離外灘很近的一個著名迪斯科舞廳。
因為是新年夜，迪廳的票價很高，一百八十元一張票，但打扮得極其入時的青年男女們似乎並沒有畏懼這樣的高價，夜幕剛剛降臨，迪廳就已爆滿，強勁的舞曲節奏震動著周圍的土地。
受不了裡頭的吵鬧，我來到迪廳的外面。
在迪廳的門口，有一箇中年男子胸前掛著老上海常見的那種箱子正在叫賣香菸，偶爾有人出來光顧他的生意。我相信，即使這個晚上他的生意比往日好得多，但他掙的錢肯定也不夠買一張迪廳的票。
門裡門外，反差就是如此強烈，我很能想象這位賣煙人內心的衝突。
果真，和我聊了一會兒，他就開始回憶毛澤東時代，他固執地認為，那個時候，雖然大家都窮，但心情還不錯。
我能理解他此時的心情，卻恐懼他的回憶。
我們當然不能要求這位歷盡坎坷的中年人能高覺悟地超越自己生活的困苦為改革分擔陣痛，但面對他，我不能不想：雖然和別人比還有一定的差距，可只要能讓他的日子一天好過一天，也許他的抱怨就會少一些。
其實回憶中國歷史，“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觀念一直根深蒂固地駐紮在中國人的內心深處，都窮誰都沒話說，而你富了我還窮著，那可不行。如果我一直還富不起來，那富人就是我的敵人，最好能有誰來幫著我“殺富濟貧”，或者重新回到大鍋飯的年月。這種心態到今日也頑固地有市場。
而這種心態對於中國改革程序來說，無疑是一個可怕的反向力量。
如何讓改革使更多的人受益，如何讓富起來的人能夠更多地為貧困人口做一些什麼，如何在改革的同時讓更多的保障給予生活不如意的人們，如何讓我們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