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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能以一種同情和憂患的心情來面對貧困，已是今日和明日沉重的課題。
一些與此相關的決策、規則需要政府來制定，而我們普通人，又能為這樣一種局面做一些什麼呢？
先講幾個相反的例子吧！
在北京的一所小學裡，全班大多數同學家境都還不錯，但有一個小姑娘來自貧困家庭，上學的時候，她遭遇了這樣一件事。
由於她家境貧困，因此常招來同學的嘲笑，最後竟發展到同班同學為她編了一個順口溜，常對著她唱：“日照香爐生紫煙，遙看烤鴨店在眼前，口水流下三千尺，一摸口袋沒有錢。”小姑娘在給我講述這件事的時候，我分明看到她委屈的眼神中還夾雜著一種憤怒，很容易想象她會以一種怎樣的心情面對那些富裕的同學，隨著年歲的增長，仇恨會不會在她的心中紮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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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太富裕的山村裡，拍這張照片時我笑了，不知是不是因為這輛有些“現代”色彩的拖拉機？
還有一箇中學生，老師在課堂上統計腳踏車的擁有量，“誰有腳踏車？”全班同學幾乎都舉了手，“誰沒有腳踏車？”只有這一個同學舉手，沒有想到面對這名舉手的同學，全班竟然鬨堂大笑。
這位因沒有腳踏車而舉手的孩子該是怎樣的窘迫呢？
當我寫下這兩個在我腦海中停留了很久的故事時，我有一種很大的擔憂：如果在同樣一個國度裡，我們都是用這樣一種心態來面對貧困的話，那將是一種災難。
人們的遺忘能力似乎一直很強，其實在二十多年前，我們都還一樣，都生活在貧困中，但是一轉眼，相當多的人富起來，卻忘記了自己從哪兒來，馬上對自己身邊的窮人採取了一種連同情都沒有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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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我到現在為止，唯一一次進高爾夫球場留下的照片，但我以後怕是再也不想進了，一個會員證可能幾十萬甚至上百萬，取得一個打球的資格可能夠貧窮的人活幾輩子的，這讓我進高爾夫球場有種心跳過速的感覺。
我去希望工程採訪時得知，在幾年的捐助中，伸出援手最多的不是我們想象中的富裕人士，而是生活也很一般的普通人，這使希望工程在很大程度上成了“窮幫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