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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比較有公信力，自己做了一個。這一帶拆得厲害，生人到這兒沒有不迷路的，要不是戴個紅臂章，哪個外地人肯來找我這個癱子問路?”
“你應該去火車站，掙得多。”
“那是人家的地盤，我去過，被人拆了車輪子，我一個癱子扛著兩個輪子和一把椅子，從火車站爬回來的。慘不慘?”
“慘。”
“弱勢群體啊，我連群體都找不到，我弱勢個體。”
我指指他的墨鏡，問：“這個多少錢，也賣給我。”
“二十塊。”
我遞給他二十。他把墨鏡摘下，這時我發現他有一隻眼睛是瞎的，凹入眼眶，他用獨眼看著我。
“你現在的樣子更慘了，”我說，“開玩笑的，別生氣。”
“在南邊滾地雷滾的。”他說，“開玩笑的，別當真。”
沿著低矮的建築工地圍牆向前走，我一再地跨過倒斃在地的樹幹和枝權，透過墨鏡，看到一個深綠色的世界，陽光被過濾，整個像暴雨來臨前的景色。
按照獨眼癱瘓的指路者所說的，我走過一個公共廁所，那兒的牆上沒有通常寫著的“男”和“女”，而是兩個殺氣騰騰的大字：拆。走到了第五街上。街景荒涼，好像西部片裡的某個場景。有個雜貨店在街口，已經被敲掉了半堵牆，還在堅持營業，櫃檯裡坐著一個高中生模樣的少年。我買了包煙，問他：“前面是筒子樓吧?拆了嗎?”他冷冷地看了我一眼，說：“你現在趕過去還來得及。”
無論如何，在你的青少年時期，保持冷漠是個好習慣，你犯不著對一個照顧你幾塊錢生意的人太熱忱。我拿了煙，一邊抽著一邊往6號那邊走，直走到場子裡。我當時沒有意識到，他是在看我的墨鏡。
我說它是場子，因為它已經不再是純粹的居民區了，裡裡外外堵滿了人。小區被一道並不是很高的水泥圍牆攔起來，有一扇鐵門可供出入。這會兒人都堵在鐵門口，另有一部分站在街上，背對著我，攔成人牆狀。在人牆對面的五十米外，同樣浩浩蕩蕩的拆遷隊，金戈鐵馬，戰旗飄揚，肅立在陽光下。
我沒時間多看，擠開人群，穿過鐵門向裡走去。小區裡站滿了人，看這架勢很快就要開打。我數了一下，一共八幢筒子樓，都是建造於六七十年代的房子，其外形和咖啡女孩的住所非常相似，只是格局小了點。由於拆遷工作正在緊鑼密鼓地展開，地上全是碎磚亂瓦，圍牆破了幾個大洞，各處都刷滿了“拆”字。有一個柴油桶裡正在燒橡膠輪胎，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