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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對於封建宗法制的設計者和維護者來說，問題倒不在於邏輯的混賬（他們自己並不認為混賬），而在於執行的困難。
我們知道，宗法制雖然繁瑣複雜，但核心卻只有一個，即“宗”；關鍵也只有一個，即“嫡”。確立了嫡（嫡子），就承繼了統（血統），也就保住了宗（宗族）。所以，對於宗法制社會而言，“立嫡”從來就是頭等大事。
一般說來，“嫡”應該是父與其正妻所生的第一個兒子，即嫡長子。然而，嫡之貴，不但在“嫡配”，更在“嫡傳”。如果這位嫡妻所生的兒子，竟沒有其合法丈夫的血統，而是她在婚前與別人私通而生下的“野種”，那就不但不能立為“嫡”，還要逐出家門甚或殺掉才行。
這種事並非沒有可能。在上古，性關係比較隨意，“野合”之事時有發生，不少新娘在出嫁之前便已懷孕，而且很可能曾與多個男人交往。腹中之子究竟是誰的，根本就弄不清楚。比如史書記載，禹娶塗山氏為妻，是在辛壬日。可是就在兩天之後（癸甲日），塗山氏便生下了兒子，即啟。所以，禹便不承認啟是自己的兒子（禹曰：“予不子”），甚至不願傳位給啟。過去史學界總說禹不傳位於啟，是因為要堅持堯舜的“禪讓制”。其實遠古時代是否真有“禪讓制”，原本就值得懷疑。即便有，到了禹的時代，也已無再堅持之必要和可能。依我看，禹之不願傳位於啟，根本的原因，還在於他從心底不喜歡啟這個“野種”，而被他指定為接班人的益，倒沒準是他的私生子。
其實，禹是用不著那樣討厭和嫉恨啟的，因為他自己就是一個“野種”，是他母親有莘氏在砥山上玩耍時，與某個男人在長著薏苡的地方野合的結果。事實上，禹那個時代的人，可以說都是“野種”。因為那是一個從母系制向父系制轉化的時代。在那個時代，一個女人可以和許多男人做性夥伴，即所謂“人盡可夫”，生下的孩子五花八門，誰的種都有，根本弄不清，也無所謂。
不過，圖騰制的建立，畢竟標誌著男性地位的提高，標誌著母系制向父系制的轉化。過去，孩子反正是女人的，男人既無責任，也無義務。現在不一樣了。孩子變成了父親的，則父親們便不能不來認真考察一下，那孩子究竟是不是“我的”。如不是，感情上就受不了。其次，財產的繼承也是一個問題。兒子是要繼承老子的財產的。如這兒子竟是“野種”，豈非將自己的血汗錢拱手相送？這當然也斷乎不可！
然而，在這時，新娘大多並非處女，而親子鑑定的科學方法又尚未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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