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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對付日本，而另簡賢能，“秘寄以滇粵之事”，如彭玉麟、丁寶楨、張之洞都可膺選。如果說，以左宗棠或李鴻章，出鎮西南，象晉朝陶侃的移鎮廣州，唐朝的郭子儀備邊以服回紇，是重在威名懾敵。那麼用彭玉麟等人的作用正好相反，象漢高祖識拔韓信，孫權重用陸遜那樣，名氣不大，敵人便不甚疑忌。
這樣的部署，可使法國錯認為中國對越南局勢，不甚在意，然後乘其不備，水陸大舉，進兵越南，包圍法軍。相持日久，法軍力不能支，“外懼德人，內耗兵餉”，只要稍微許法國一點好處，一定可以和得下來。萬一用兵小挫，重臣如左宗棠，李鴻章還在，可以讓他們出面轉圜談和，對國體亦無大損。
雖是紙上談兵，倒也頭頭是道。奏摺中還力保廣西、雲南兩藩司，滇藩就是“唐拚命”，廣西藩司叫徐延旭，山東臨清人，咸豐十年中了進士，就放到廣西當知縣，號稱知兵。
過了半個月，山西巡撫張之洞，也上了一個密摺作桴鼓之應，認為宜籌兵遣使，先發預防，建議派李鴻章坐鎮兩廣，籌劃一切，同時保舉一批京外文武人才，總計三十九人之多，第一個就是張佩綸。
這就是李鴻藻一系的清流，所提出的國是主張。因為主戰，所以推重左、李，其實左宗棠還是陪筆，所真正重視的是李鴻章。但是，李鴻章對和戰大計，卻不肯輕易發言，要看內外情勢而定，交卸事畢，五月裡回合肥老家奔喪去了。
不久，朝鮮京城發生兵變，攻佔王宮，襲擊日本公使館，大院君李星應稱“國太公”，自行專政。日本決定以武力處理，中國駐日公使黎庶昌處置明快，直接打電報給直隸總督北洋大臣張樹聲，認為中國亦應當立即“派兵船前往觀變”。於是張樹聲跟總理衙門議定，派廣東水師提督吳長慶、統領北洋水師記名提督丁汝昌，道員馬建忠領兵到朝鮮平亂。南疆多事，東鄰生變，恭王憂勞交併，一下子病倒了，而景廉和王文韶又正當雲南報銷案初起，憂心忡忡，自顧不暇，只有寶鋆和李鴻藻應付艱鉅，自然大感吃力。
就在這時候，吏部候補主事唐景崧上了一個說帖，李鴻藻一見大喜。跟張佩綸一談，唐景崧條陳的辦法，正就是張佩綸所說的“奇兵”。
於是說動了恭王與寶鋆，決意採納，囑咐唐景崧將說帖代為奏摺，由李鴻藻以吏部堂官的身分代奏。
唐景崧是廣西灌陽人，對越南情勢，原有了解，加以跟越南的貢使，詳細談過，所以這個摺子在慈禧太后看來是“內行話”。
唐景崧說“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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