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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史裡行程顥奉旨去中書省見他，他一開口便聲色俱厲。程顥則不緊不慢地說道：討論公事，就不能心平氣和好好說話？
於是，程顥被打發到地方上去做提刑官。<small>[38]</small>
這可真是人言不足恤。
結果是什麼呢？眾叛親離，就連最早將他推薦給皇帝的韓維也離他而去。王安石卻不在乎，也不能在乎。因為在他看來，他從事的是利國利民不同凡響的偉大事業，這種道德的崇高感、使命感和優越感，讓他鬥志昂揚無所畏懼。
道德，是王安石的雞血針，甚至海洛因。
司馬光也一樣。實際上，歷史給了他機會，環境和條件也比王安石好得多。在他的陣營裡，能對差役法一分為二的蘇軾已經要算頭腦清醒，範純仁更是客觀公正。這時，哪怕他稍微冷靜一點，事情也不至於像後來那麼糟。
可惜，司馬光比王安石還要意氣用事和只爭朝夕，一門心思沉醉於反攻倒算，凡是王安石主張的他就推翻，凡是王安石廢除的他就恢復。至於這樣做是否當真利國利民，是否有道理和可操作，全都不管，因為他身上流淌著一心為公的道德血液，眼中飽含著憂國憂民的真誠淚水。
悲劇就這樣釀成。
看來，恐怕要對道德唯一和理想至上的文化傳統做出深刻反省了。道德當然是必需的，卻不是唯一和首要的。真正好的政府還要科學、民主和法治，這些都比清廉重要。政治家就更是必須審時度勢，不能因為動機純正而一意孤行。
同樣，之前的“不合作主義”也未必可取。
毫無疑問，不合作本身並沒有問題。作為個人，誰都有權利不予合作，作為政治家卻需要慎重考慮。如果面對的是專制政權或納粹政權，豈止不能合作，還該奮起抗爭。然而宋不是。宋代政治至少是開明的，表現就是皇帝與士大夫的共治天下。有此前提，留在朝中抗衡豈非更好的選擇？
但是司馬光做不到，因為他要堅守道德立場，佔領道德高地。結果，君臣可以共治，士大夫卻不能相容。何況祖宗家法只是規定了皇帝不能獨斷專行，文官集團意見分歧卻不知道該怎麼辦。結果，皇帝倒是沒有獨裁，宰相如王安石和司馬光反而成了獨裁者，豈不滑天下之大稽？
結果呢？離皇帝獨裁也只有一步之遙。
事實上王安石變法的嚴重後果之一，就是共治天下變得越來越難，最高權力受到的制約也越來越少。因為變法原本就有集權傾向，黨爭則更是便宜了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