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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太願意相信；而獨斷專行之人，稍有恃強欺弱的傾向，就會動輒相信這一刻已經到來。所以，將自然之愛置於恰當的地位，以杜絕這一時刻出現，極為重要。
從一個低得多的層次上，我們可以看到如何能夠做到這點。那位即將奔赴沙場的保王黨詩人對自己的愛人說：
親愛的，倘若我不更愛榮譽，
我便不會如此愛你。
對有些女人，這個藉口毫無意義。榮譽只是男人談論的傻話之一，是為觸犯“愛的律法”（那位詩人正準備觸犯這個律法）尋找的一個藉口，因而罪加一等。拉夫雷斯可以放心地利用這個藉口，因為他的愛人是保王黨人，像他一樣，已經承認了榮譽對人的要求。他無須“恨”她、堅決反對她，因為他們認可同樣的律法，在這個問題上早已達成共識，彼此理解，此刻在面臨抉擇時，他不需要轉變她的觀念、讓她相信榮譽至上。當比榮譽遠遠重要的東西面臨危險、需要我們付出時，這種事先的共識尤為必要。事到臨頭才告訴妻子、丈夫、母親、朋友，自己對他們的愛一直暗地有所保留——必須在“上帝之下”或“在上帝允許之下”，那就為時已晚。你應該事先提醒。毫無疑問，不是明確地提醒，而是透過無數次的談話暗示，透過很多小小的決定所體現的原則提醒。實際上，你應該儘早讓對方知道，彼此在這個問題上存在真正的分歧，以免婚姻或友誼產生。無論是最幸福的婚姻還是最真摯的友誼，都不是盲目的。奧利佛·埃爾頓在談到卡萊爾和穆勒時說，二人對正義的看法有分歧，這種分歧“對於任何真正的友誼來說”必然都是致命的。如果所愛之人的態度中暗含著“一切為了愛”（名副其實的“一切”），那麼，他的愛就不值得擁有，因為他沒有擺正自己的愛與大愛之間的關係。
這就將我引到了本書必須努力攀登的最後一道懸崖之下，我們必須儘量將人類的愛與大愛（即上帝）之間的關係進一步準確地描述出來。當然，這種準確只是就模式或象徵而言，從長遠來看，肯定是不準確的。即便在我們使用這種模式之時，我們也需要其他模式予以糾正。最卑微的人，處於恩典之中，也會對大愛本身有一些“由熟悉而生的認識”，對大愛本身有所“品嚐”；但是，即便最聖潔、最智慧的人，對終極存在也不可能有直接的“認識”，得到的只能是一些類比。雖然藉助光我們能夠看見其他事物，但是我們看不見光。同樣，有關上帝的陳述都是我們從對其他事物的認識中作出的推測，因著上帝的啟迪，我們得以認識這些事物。我之所以努力貶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