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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
在這些透過斷斷續續不按通常時序敘述構成長篇小說大體故事情節的主要事件和人物中,很容易發現有不少直接來自十九世紀俄羅斯文學名著。例如,阿波羅·阿勃列烏霍夫及其與妻子安娜·彼得羅夫娜和兒子尼古拉的關係,立刻使人想起托爾斯泰《安娜·卡列尼娜》裡卡列寧一家人;平民知識分子出身的恐怖政黨成員杜德金顯然是普希金的長詩《銅騎士》裡那個憤怒的小人物葉甫蓋尼的繼續,更鮮明地帶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拉斯科爾尼科夫(《罪與罰》的主人公)及伊萬·卡拉馬佐夫和斯麥爾佳科夫(《卡拉馬佐夫兄弟》裡的主要人物)的印跡。《彼得堡》的特別獨到之處,首先在於作者根據現實和藝術本身的發展,利用前人的一些情節和人物加以諷刺模擬性的改變,再創造,在表現“沙皇統治下彼得堡的覆滅”這個傳統的和流行的主題時具有了新的內涵,既對官僚階層作了詼諧的諷刺,又對恐怖主義作了明確的否定。眾所周知,作家構思這部小說時俄國現實表明,沙皇政府的官僚統治不僅殘酷反動,而且早已完全腐朽沒落,而當時一些像社會革命黨那樣的極端黨派雖然成功地暗殺了普列維(內務大臣,1904年)、斯托雷平(總理大臣,1911年)等不少政要,卻絲毫無助於俄羅斯社會的進步。可見這部作品的一些具體描寫雖然帶有神秘主義和宿命論的悲觀色彩,但它所揭示的基本主題思想,不僅十分重要,而且完全切合生活實際,具有明顯的現實意義。
長篇小說《彼得堡》的創新及其重要性和意義,還遠不止於此。
作家本人在一封信中說過:“革命、日常生活、1905年等等進入情節並非有意,純屬偶然……我的整部長篇小說是借象徵性的地點和時間描寫殘缺不全的想象形式的下意識生活。”“我的《彼得堡》實質上是對被意識割斷了同它自然本性聯絡的瞬息間下意識生活的記錄……它的真正的登場人物,則是一些想象的形式,即所謂不曾游到意識這道門檻的想象形式。”因此,“不妨可以把這部長篇稱作‘大腦的遊戲’”7。
安德列·別雷這封信是針對1913年《彼得堡》在刊物上逐章連載後有人指責它對1905年的日常生活和環境描寫“有重要的知識性錯誤”而發的,意在表明作者當時根本沒有打算像人們所習慣看到的那樣去描寫1905年革命、日常生活和人物形象,連彼得堡這個地點都只是一種象徵,一種“想象的形式”罷了。他的任務,不在於反映通常所說的現實、正確描述人們在幹什麼和想什麼,而在表現人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