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百年 (第3/1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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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西派作家”。他對世界文化潮流並不陌生，但從未領受過中國現代崇洋心理的仰望，從未沾染過絲毫哪怕是變了樣的“文化貴族”色彩，基本上是一種樸實的本土存在。
上述這幾方面與巴金不同的文化人，都很優秀，可惜他們的作品都不容易透過閱讀在當時的中國社會有效普及。當時真正流行的，是“鴛鴦蝴蝶派”、“禮拜六派”、武俠小說、黑幕小說。現在很多年輕人都以為，當時魯迅的作品應該已經很流行。其實不是，只要查一查發行量就知道了。在文盲率極高的時代，比例很小的“能閱讀群體”中的多數，也只是“粗通文墨”而已，能從什麼地方撿到幾本言情小說、武俠小說讀讀，已經非常“文化”。今天的研究者們所說的“深刻”與否，與那個時候的實際接受狀態關係不大。在這種情況下，巴金就顯得很重要。
巴金成功地在“深刻”和“普及”之間搭建了一座橋樑，讓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反封建、求新生、倡自由、爭人道的思想啟蒙，透過家庭糾紛和命運掙扎，變成了流行。流行了，又不媚俗，不降低，在精神上變成了一種能讓當時很多年輕人“夠得著”的正義，這就不容易了。
中國現代文學史有一個共同的遺憾，那就是，很多長壽的作家並沒有把自己的重量延續到中年之後，他們的光亮僅僅集中在青年時代。尤其在二十世紀中期的一場社會大變革之後，他們中有的人捲入到地位很高卻又徒有虛名的行政事務之中，有的人則因為找不到自己與時代的對話方式而選擇了沉默。巴金在文學界的很多朋友，都是這樣。
完全出人意料，巴金，也僅僅是巴金，在他人生的中點上，又創造了與以前完全不同的新光亮。他，擁有了一九六二年五月九日。一個看似普通的發言，改變了他整個後半生，直到今天。
就在這個重大轉折的一年之後，我見到了他。
因此，我的這篇文章，接下來就要換一種寫法了。
四
我是十七歲那年見到巴金的。他的女兒李小林與我是同班同學，我們的老師盛鍾健先生帶著我和別的人，到他們家裡去。
那天巴金顯得高興而輕鬆，當時他已經五十九歲，第一次親自在家裡接待女兒進大學後的老師和同學。以前當然也會有小學、中學的老師和同學來訪，大概都是他的妻子肖珊招呼了。
武康路一一三號，一個舒適的庭院，被深秋的草樹掩映著，很安靜。大門朝西，門裡掛著一個不小的信箱，門上開了一個窄窄的信箱口。二十幾年之後，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