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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也，刑也。自齊桓公時的管仲起，便開啟了法治的先河。管仲認為，法度建立，就不可巧以作偽，權衡立，就不能欺以輕重，故國家最重要的就是立法度。管仲憑藉對法的崇尚，幫助齊恆公成就霸業。而歷史上最為著名的立法者，莫過於商君，商君認為‘法任而國治矣’。直到了韓非子，法家的思想趨向成熟，但是韓非子也將法治與德治對立起來。”
“他說；‘夫聖人之治國，不恃人之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為非也。恃人之為吾善也，境內不什數；用人不得為非，一國可使齊。’可見，在韓非子看來，人本身的善良是很少的，正像天下少有自直之箭和自圓之木一樣，所以治國一定不能依靠人治，德治，要遠智慧，束以法度。”
“自韓非子之後，法家的傑出代表也有不少。法能約束人的言行，一個國家必然要設立律法。法能強國，從管仲到商鞅，法家人扶持了一代又一代強大的國家，所以，法家的作用不用我說，師父和晉王也能夠明白。”
“法能強國，一個強大的國家成立不然離不開一部完整的律法，只有依法治國，天下才有公公正可言。天下百姓才能依照律法，有伸冤的希望。所以，在純安看來，律法必然要修。”
“如此說來，你偏向法家？”蕭太傅問道，他倒是沒有想到自己身為一代大儒，所收的唯一的女弟子居然崇尚法家。
陸若華卻是搖了搖頭，繼續道：“我並不偏向哪一家。德治和法治都有利有弊。”
蕭太傅有些驚訝，好奇地問道：“這怎麼說？”
“德治的優點在於強調君王的道德修養對於國家的重要性，一個國家的帝王自身是不是注重道德修養，對國家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特別是在如今宗法盛行的情況下，‘貴有常家，尊在一人’強調君王自身下修養更具有重要意義，無可非議。”
“但是德政的弊病也是明顯的，很多時候都是‘人存政舉，人亡政息’。有賢德的人當政，當然盛世清明，百姓安生，但是一個國家很難保證它的君王都是聖賢君子，前朝暴君的事例屢見不鮮，一旦君王是暴虐之人，政由己出，國家馬上就會變得渾濁不堪。甚至每位君王的繼位都會對政令做出一定的改變和震盪，”
“特別是在戰亂的時候，如何尋求國家的重新建立才是第一需求，這時候首先取決於力量的對比，德治在這個時候顯得有些蒼白無力，反而法治有著明顯的作用。所以，戰亂時期的人往往都崇尚法治，如三國時期的曹操和諸葛亮等人。”
“那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