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革命還是毀滅：沉重的小說 (第3/1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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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和兒子，則大多數也不是好朋友。這也並非是什麼社會黑暗問題，即便在光明普照的“太平盛世”母親們也天天在互相輕蔑、嫉妒、傾軋、構陷，兒子們更是鉤心鬥角，黨同伐異。母親和兒子之間，也並非只有愛，虐待子女、折磨子女、出賣子女甚至烹食親生骨肉的母親史不絕書、大有人在。這也許都是生長在深閨大院、自以為很有文化教養的女作家所真的不知道的。其實，知道這些、承認這些，既沒有什麼可怕的，也不等於世界就因此而不可愛。用愛的囈語把傷病者哄睡，雖可一時使之忘卻苦痛，卻往往耽誤了真正有效的療救。
小說史家楊義先生認為《超人》標誌著“問題小說”由“社會問題小說”轉變為“心理問題小說”。這一看法其實只顧及了“問題小說”的表面發展軌跡，並無嚴格的科學定義做基礎。的確，冰心的《超人》以後的一些小說，更多地描寫和渲染人物內在的煩悶情緒，但這些煩悶情緒的來源依然是“社會問題”而不是“心理問題”，人物的心理基本都是正常而非變態的，解決這些問題的藥方也不是具體的心理分析和心理治療，而是千篇一律的愛心丸。所以，冰心《超人》以後的問題小說並不是深化了，而是過分了。如《悟》中所宣揚的“神聖無邊”的愛，已經充滿臆造的神秘色彩，“問題小說”的衰落不振也就一步步到來了。聰明的冰心在現實的教育下悟出了自己的不切實際，她在1931年寫了一篇《分》。同一產房的兩個初生兒，父親分別是教授和屠戶。冰心不再吟唱“世界上的兒子和兒子都是好朋友”的催眠曲了，而是清醒地寫出兩個肉體上差不多的人之子出了產房之後，“精神上，物質上的一切，都永遠分開了！”這是冰心用創作實際對舊日自我的批判。從不分好歹地愛做一團，到明智果斷地分道揚鑣，冰心自己早已給“愛的哲學”判定了分數。到了80年代，忽然有學界新銳批判魯迅的“鐵石心腸”，重新拉出冰心的“愛的哲學”作為救世的妙方。此論除了具有傳教意義之外，實在不可當真，因為他第一不懂文學，缺乏對作品藝術水準的鑑賞力；第二不懂歷史，沒聽說單憑愛的咒語救過哪朝哪代的世；第三不懂哲學，起碼的辯證精神都沒有。其實，冰心並沒有這位學者所懸想得那麼天使般輕柔，冰心的“問題小說”雖然問題解決得天真了點，但那問題本身已足以令人感到了幾分沉重。
沉重，是1921年前後新文學小說給人的一個顯著的審美感受。同是女作家，廬隱的沉重感要遠甚於冰心。這位不幸而短命的小說家1921年的《一封信》，1922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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